【编者按】美国国务院宣布，正在亚洲访问的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中国。同时，中方也证实，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将与舍曼会谈；之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当地时间7月21日，在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常务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的中国之行时，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声称，她将“从实力的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飞往中国会谈。这种时候，中美冲突将走向何处，特别推出秦安战略研究院“美国工作组”核心成员张志坤的文章，让我们看清中美之间存在三大战略性的对抗，有助于我们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甩掉不应有的战略包袱、做好足够的战略准备。

人世间的冲突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彼此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这应该属于一般性的常识。　

人世间的冲突多种多样，有些能够通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有些则不能通过协商解决，而只能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这也应该属于一般性的常识。

　　古往今来，国家之间的冲突五花八门，其中有些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所以世界上的各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平相处、互通有无;而有些冲突则无法协商解决，而只能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发展， 其结果往往要走向对抗与对决，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战争频仍的重要原因。这也应该属于一般性的常识。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我们认为，考察中美关系，必须正确认识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只有认真地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才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中美关系究竟将向向何处去，这已经越来越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思考。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可以逐步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实现所谓中美关系的“成功”，有人则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无法化解，而只能愈演愈烈，只能是日趋对抗。于是，人们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到底什么性质，是能够协商解决还是必然要导致对抗的呢?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美国，争论也相当广泛。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战略观，人们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在中国，关于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冲突忽略不计

　　这种意见认为，中美两大国之间关系现在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必须“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对中美关系的定性是“互相依存”，有一个时期甚至喊出了要“殊途同归”惊人口号。一时间，有关“中美国”、G2，“中美共治”等名词不胫而走，脍炙世间众生。

　　按照这样的意见，中美之间的冲突即使还不能说没有，但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中美之间已经是“互相依存”都快要达到“殊途同归”的战略高度，一些小小不然的冲突还值得甚么呢?完全不足萦怀，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第二种说法：利益大于分歧

　　这种意见承认中美之间客观上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之间更多的是共同利益，分歧是次要的，居从属地位，共同利益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因此他们概括说，“中美之间有利益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

　　按照这样的逻辑，中美之间常常要因分歧而“吵架”，但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坚持认为，中美两国“吵架归吵架，合作归合作，吵完架还得合作”。

　　常识告诉我们，“分歧”与“冲突”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分歧”说成“冲突”，那要犯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从这样的意见出发，中美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视之为冲突，也更不用说因此引发对抗了。

　第三种意见：可以人为控制引导

　　这种意见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冲突并因此引起双方之间的斗争，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美国总有一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要寻找一个对手，而中国往往就成为这样的对象;二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国往往要成为牺牲品，比如每到总统大选的时候，攻击中国就成了拉选票的时髦手段，因而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

　　但是，这种意见认为，“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并且也是能够做好的。他们认为，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中美关系还是要好起来才行，所以冲突也好，斗争也好，都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要学会忍耐，善于“韬光养晦”，用一句政治术语就是“斗而不破”，主张对待这种冲突应该“有理、有力、有节”，使之局限在特定的范畴之内。

　　按照这种意见，即使中美之间客观上存在冲突，但也是可以加以管理引导的。所以这种意见承认中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对抗，但更看重“化解“的重要作用，认为完全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解决，不会因为冲突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决。

第四种意见：冲突无法化解，只能愈演愈烈

　　这种意见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根深蒂固，不会因为表面上的一些共同利益就归于烟消云散，也不可能通过协商谈判而得到化解，必然要产生日趋严峻对抗，直至最后发展成为战略对决。

　　四种说法，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拥趸。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所谓正确，无非就是接近客观实际。既然这样，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远，就从中美战略关系的缘起、发展和目前现状进行分析。

　　一、中美战略关系的缘起：一开始就是激烈的冲突

　　坦率地说，在诸多西方帝国的行列中，美国是一个比较晚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自进入近代历史以来，侵略压榨中国的主要是英、法、日、俄等老牌帝国，美国并不是打头阵者，历史地看问题，欺侮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当中，美国并不居于前列。非但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国对华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美两大民族是站在一起的并肩作战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因如此，所以时至今日，一些中国的学者仍然坚定地认为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霸权，并还要举出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这样的实例。应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西对抗，亦即“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主要指的是老牌帝国，美国在其中的分量并不居主。

　　但是，自从美国深深卷入国共内战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不可调和的冲突，埋下了两国严峻对抗的种子。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始了当代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当代中美战略关系一经开篇，就是激烈的冲突与对抗。新中国成立的世界意义，一句经典的概括是“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在战略上对美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都在事实上已卷入了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条不同历史道路之间战略对抗，并在与美国对抗的阵营中成为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角色。“谁丢掉了中国?”一时间美国上下都气急败坏，指责过后，接下来就是疯狂的反华浪潮，中美战略对抗的大幕豁然拉开，根本无法避免。

　　这就是中美冲突的起源，起源于制度、主义与阵营，而不并源于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具体利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在抱怨指责，说当时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美国就不会封锁围困中国，台湾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也有可能更早地开始了。

　　这其实完全是站不住的胡思乱想，根本上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事实上，抗美援朝以至后来的抗美援越，不是导致中美对抗的原因，而是中美对抗的结果，是中国作为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条不同历史道路之间战略对抗一部分的必然要出现的结果。

　　从此以后，从战略高度扼杀新中国狙击新中国，就是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对华关系的主旋律。这就是当代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一阶段——扼杀阶段，具体办法就是封锁，针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全面的封锁。对于这样的封锁，我们的伟人傲然不惧地进行了这样的反击：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的对抗完全是战略层面的，冲突是根本的也是激烈的，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利益。

二、对抗的发展与演变——“大三角”推动中美战略关系进入第二阶段

　　中美战略对抗的第一阶段并没有决出谁胜谁负(当然，局部的阶段性的胜负还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全球格局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是美国霸权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基本摧毁了二战以后依然留存的殖民主义体系;二是以苏联为核心的新兴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强大的战略攻势，令老牌霸主难以招架;三是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独立成为战略上的第三极，中苏矛盾迅速上升，一个时期超过中美矛盾而成为当时中国所面对的第一位的战略挑战。

　　战略形势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战略力量重组，这是有史以来的基本规律。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迅速演绎成为不等边的“三角”：中美两国走近，开始战略层面合作，共同对付迫在眉睫的危机。

　　基于这种战略上的联合，中美之间(并且也带动中国和西方之间)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交流往来，发展到高潮就是改革开放。坦率地说，没有上述战略大环境的变迁为基础，所谓的改革开放是没有可能也是不具备起码条件的。

　　这就是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及西方集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彼此关系的积极发展，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前苏联，美国要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和不可小视的战略潜力置苏联与东西两线作战的噩梦之中，使之与当年的德国如出一辙。所以，当此之时，每一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必首访中国，西方集团开始向中国出口一些军事上的技术，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期甚至有用美式装备装备中国几十个师的庞大设想。他们如此卖力，所着眼的无非是最大限度、最充分地利用中国。

　　但是，在战略上积极打“中国牌”的同时，他们也处心积虑地防范和试图控制中国。

　　在防范中国方面，他们深知，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解决，只是在更大矛盾的阴影下暂时隐藏了一下，所以，他们在战略上丝毫也不轻心，一方面，他们依然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任何可能显著提高其战略能力的高科技技术，巴黎统筹委员会所有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继续发挥作用，毫不松懈;另一方面，过去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绝不荒废，确保其可以随时激活的状态，这其中包括南朝鲜、菲律宾、日本以及台湾，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台湾，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美国又捏造出一个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继续在战略上控制并加强台湾。

　　在控制中国方面，西方并没有割舍其旧日情怀，依然梦想变中国为其附属，使中国重新归位于依附的行列，具体的招数就是分化、西化中国。所谓分化，就是撬开中国的思想体系，使一部分人(当然是越多越好)皈依西方;所谓西化就是以民主、人权为依托，在制度层面上改造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在这一阶段的释义。所以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开放搞活，一方面还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时的政治流行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其实浅白地说，就是要踩与西方即联合又斗争的跷跷板，并在其中寻找一种平衡。

　　于是，中美战略关系第二个阶段其特征非常鲜明，中美两国进行“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用美国方面的战略术语说就是“接触与遏制”。在这一阶段，原有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与冷藏，共同的战略利益成为中美战略关系主导要素。　　

三、进入新时期——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三阶段

　　以冷战结束为标志，中美战略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现在正处在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之中，还没有完结。进入第三阶段后的中美战略关系其背景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美之间失去了共同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挑战，也就是说失去了最大的共同敌人。

　　第二，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要扩张西方的世界体系，维护并强化美国的霸权。

　　第三，中国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有超过美国的趋势

　　第四，中美之间有了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我们再逐一盘点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与对抗

　　先说共同利益。

　　根据多年来中国主流“专家”“学者”们的谆谆教诲和耳提面命，我们差不多都已对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如数家珍，这些共同利益主要是：

　　反恐：美国中国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同病相邻，所以有共同的反恐利益。

　　合作：有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方面的合作，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比如对付伊朗，还有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方面的合作等

　　联系：巨额的双边贸易;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的人员往来(包括留学生、移民美国的中产以上阶层，在美国置备地产或者储蓄的人)，以及密集的高层互动，等等。这些都是主流“专家”、“学者”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具体例证。

　　然后摆一摆存在的分歧。　

　中美之间的分歧可以大致进行如下归类：

　　观点观念上的分歧：有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等——美国攻击中国不“民主”，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说中国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因此美国要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为此，双方之间经常互相攻击，这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冲突”了，但为了避免给人以故意恶化丑化中美关系的口实，姑且只是将其列入分歧的部分。

　　共同利益中的分歧：在“反恐”中的分歧——美国认为，中国边疆地区的分裂分子极端分子不能算做恐怖分子，而是自由人权战士，而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搞“双重标准”;有合作中的分歧——美国认为中国对朝鲜施压不够，而中国辩解说影响有限，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美国法律制裁伊朗不力，而中国说有自己的利益;此外中美两国在制裁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有分歧，以及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分歧等等。

　　经济贸易中的分歧：这差不多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东西，这些分歧有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美国要实现贸易再平衡，实施在工业化，把主要的打击目标对准了中国，我们也不将其上升为冲突，也仅仅归于分歧之列。

　　再进一步说说冲突。

　　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包括已经发生和引而未发的两个部分。

　　已经发生的有：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严重冲突;美国介入干涉南海局势引发的冲突;美国军舰飞机沿中国周边进行军事侦察引发的冲突;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发的冲突。

　　引而未发正在孕育之中的有：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可能爆发的冲突——美国已经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并且与日本联合举行了夺岛演习，目标指向就是中国;干涉台海局势引起的冲突——美国已经宣称，不允许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也就是说，如果大陆武力统一，美国将军事干涉，将导致中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介入和反介入之间的冲突——据美国方面声称，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有一个反介入战略，包括在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至于南海问题拒止美国军事力量的计划，美国据此设计了“反反介入”的军事准备，“介入”与“反介入”的冲突目前正在茁壮成长之中;美国继续贴近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可能引起的冲突;在地区冲突中美国进行军事打击时可能再一次“误炸”中国的目标而引发的冲突，等等。　　

最后讲一讲战略对抗。笔者以为，中美之间存在三大战略性的对抗。

　　第一大对抗：政治对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这样的对抗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是中美战略关系中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因素。尽管这个对抗时起时伏，但搞垮社会主义始终是美国坚定不移的目标。这是两种价值观念、两种制度体系和两条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对抗，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二者之间是彼此否定而不是彼此肯定的关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尽管据说有中国人向美国高层表白，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但即使这样，笔者以为，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任何容忍，因为不管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仅仅这样的牌照，美国就不可能允许其存在。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纳粹和恐怖主义列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毒瘤，已充分说明政治问题在美国政治家心中的位置。这大概也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每到大选之时攻击中国总要成为美国竞选者时髦项目的原因。

　　展望未来，作为西方社会思想、制度的异己和对立面，所有残留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继续遭到美国的打压与围剿，而中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所以中美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对抗将历久而弥新，美国将在继续加大分化、西化中国的力度的基础上，设计出诸多新领域、新项目、新方式。

第二大对抗：霸权与发展的对抗

　　从基本的战略逻辑出发，新兴力量与既有霸权是一对难以避免的矛盾，譬如狮群里老狮王与新成长起来的雄狮一样。可以说，遏制发展，是维护霸权的首要任务;不许超越!这是维护霸权的必然逻辑。这是霸权得以维持存在的第一要义。千方百计地遏制可能赶上或者即将赶上来的国家，是霸权国家的一贯做法，当年的大英帝国是这样做的，冷战时期美国是这样做的，今后美国必定还要这样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样的霸权逻辑之下，能指望美国允许或乐见世界其他国家赶上和超过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霸权战略遏制的焦点，必然要聚焦在迅速发展的新生力量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一些“专家”曾经极力宣称，冷战结束了，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另一个超级大国想独霸世界而力不从心，世界在向多极化发展。现在看来，这是一厢情愿，对于霸权国家来说，独霸世界，不管力量从心不从心，都是不可不为、不能不为、无法不为的事情。在冷战后寻找新的战略对手，从新对手的情况出发制订霸权的全球战略势在必行。环顾当今世界，能成为霸权主要战略对手的新生力量，必然是中国，也只能是中国。

　　霸权与发展的对抗现在已经明显地体现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之中。现任总统奥巴马已经前后两次高呼，美国决不做第二!意思就是说，美国必须唯我独尊也只能唯我独尊。这是重大的战略宣示，也是赤裸裸的叫板，其战略涵义就是要为此进行不遗余力的战略较量。　　

第三大对抗：军事对抗

　　美国正准备用战争手段解决中国吗?这样提出问题还真是有点危言耸听。

　　按照中国“主流、”专家“学者们的说法，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不想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更不想与美国打仗，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发生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呢?美国凭什么可能考虑对中国发动战争呢?

　　正因为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尽管如今在美国已经有人多次明确宣示，美国新的“空海一体战”目标就是中国;尽管澳大利亚已经直言不讳地公开讨论中美大战爆发澳大利亚的取向问题，但在中国就是有人死活也不相信中美之间会发生军事对抗，也不相信有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我们说，政治对抗也好，霸权与发展的对抗也好，必然发展成为严峻的军事对抗，导致越来越危险的战争危机。因为无打不成“霸”，“霸”全都是打出来的，动辄大打出手，这是一切“霸”的本来面目。准备战争，是巩固霸权的主要手段，是霸权的核心功能，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基石，时刻准备战争，用战争手段应对挑战，解决对抗，这是美国的基本特性(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十面埋伏:美国如何策划对中国的战争》、《美国的世界霸权将怎样走向衰落》等文)。对此，中国怎么说、怎么想甚至怎么做都是不算数的，并不以中国的主观愿望如何为转移，因为中国不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导力量，而是美国霸权在引领着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与当年的美苏争霸如出一辙，而中国只能被“逼上梁山”。美国及西方的无耻政客们经常指责什么，中国发展针对美国航母的反弹道导弹，发展对美国太空资产的反卫星导弹，等等，制造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的假象，难道这些不都是被美国的军事威胁活生生地逼迫出来的吗?　　

现在，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中美军事对抗正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急速发展，在广度上，美国围绕中国周边打造越来越严密的战略包围圈，不管大小强弱，不拘一格地策动拉拢周边国家离心中国向美国靠拢，就连蒙古这样不起眼的东西都入了希拉里的法眼，在遥远的战略纵深，如非洲，美国也成立战略性的司令部，把与中国争夺非洲当做首要任务;在深度上，美国已经大体完成了舆论准备，“中国威胁论”、“中国咄咄逼人”现在差不多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西方世界舆论场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成为地区的恶棍，而美国正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下一步就要吊民伐罪了。现在，美国正在加强战略动员，一方面调动部署本国的军马炮，另一方面正大力强化升级其战略联盟体系，调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共同从战略上压迫中国，所谓中国周边局势复杂化、尖锐化，其实不过是中美军事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正常反映。

　　罗列完利益、分歧、冲突、对抗四个方面的诸多事实以后，我们就可以初步地概括中美战略关系第三个阶段的特点，

　　1、中美战略关系空前复杂，共同利益、彼此分歧，互相冲突、战略对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纵横交织;

　　2、第一个阶段政治层面的对抗性矛盾重新突起，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主导因素;

　　3、第二个阶段中美互相战略利用的机制消失，而防范、控制的部分继续生长放大。

　　3、在此基础上，又增加新的重大的战略结构性矛盾，事关大国兴衰和霸权的存亡;

　　4、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争准备的第一对象。

　四、展望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第四个阶段

　　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是即将进入第四个战略阶段，如果进入第四个战略阶段，中国关系到底怎样发展，坦率地说，任何人都不是算命先生，都不能预判生死，早定前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评估现在已有的事态进行展望未来。

　　我们认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第三阶段也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从时间上说，过去的第一、 第二阶段大体上也就二十多年的事件，所以从时间上考虑，中美战略关系即将结束第三阶段而进入第四阶段。那么，未来的第四阶段到底会怎么样呢?

第一，不管经济联系多么密切，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和谐地“相互依存”。

　　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交战国家之间彼此的经济联系比之今天的中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君主国英、德、俄、奥之间还是血缘近亲，近一点的甚至是姑表兄弟，但即使这样，也并没妨碍他们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以为经济联系就能让中美“谁也离不开谁”，纯属梦呓!(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经济联系可以化敌为友吗》一文)所以，第一种“忽略不计”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和一厢情愿的。所谓“互相依赖”、“殊途同归”也是凭空想象，这种无视中美之间存在众多分歧、冲突的对抗的做法，要么事掩耳盗铃，要么就是居心叵测、另有所图。

第二，所谓的“共同利益”十分脆弱，既不能弥合“分歧”，更难以“化解”中美在重大问题上冲突。

　　关于第二种“利益大于分歧”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基本的事实，一是利益与分歧本来就不好比较大小，既没有办法进行定量评估，也不能把不相同的类别放在一起比较，有些分歧是原则性的，比如中国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与美国有分歧，这样的分歧与多大的贸易额或多少亿元的国债相抵呢?有谁能算出大小多少呢?二是这种说法只承认中美之间的分歧，但忽略了分歧之外的冲突和比冲突更严重的对抗，如果不是对冲突与对抗视而不见，把这两者与分歧一并合计，再与“利益”比较一下大小，“利益大于分歧”的话还能够说的出口吗?在那些惊心动魄的冲突面前，在那些沉重的战略对抗之下，所谓“共同利益”不是显得十分渺小与脆弱吗?

　　第三种“可以认为操控”的说法，其实就是说中美冲突可以人为地加以“化解”，我们认为这属于主观臆断，经受不起实践的检验。简单中美战略关系发展史已经证明，即使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都没能化解彼此在社会制度上的对立，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对立重新彰显，什么“外交家”用什么方法能够化解呢?“韬光养晦”这种战术层面的办法，能从根本上解决战略上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对抗吗?说句最直白的话，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部分，这一战略能被中国牵着鼻子走吗?如果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都可以人为化解的话，那么当年的大英帝国与法兰西那么绥靖，为什么就没有化解德国的侵略呢?当年的美国那般置身事外，为什么就没有化解日本的偷袭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美之间的一切矛盾都是不可化解的。我们只是认为，有些分歧、冲突是可以人为化解，但有些冲突是不能人为化解的，而只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对抗而言，所谓“人为化解”一说根本就不能成立。

第三，在美国的战略逼迫与围剿之下，中国除了全力应对以外别无出路。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霸权秩序与发展崛起的矛盾，实质上也是金融寡头资本家与劳动群众矛盾在国家关系上的反映，而这一矛盾的已经聚焦到中国身上，中国既无法化解美国的战略野心，更无处躲避美国的战略围剿。展望第四阶段的中美战略关系，笔者早已预言，这将比过去的美苏冷战更加复杂激烈，更加危机四伏惊心动魄，也将更加艰苦漫长。这一场空前的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要么有一方在新冷战中垮台，要么最终导致一场浩大的世界战争。对于中国而言，要么成为霸权的掘墓人，要么成为霸权的牺牲品，二者必居其一(可参阅笔者文章《中国是霸权理所当然的掘墓人》)，除此以外别无出路。

　　做这样的结论是故作危言以哗众耸听吗?或者进一步问这样的判断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认为，做这样的判断不是为呈口舌之利，也不是为了打笔墨官司。因为只有在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有正确的行动。这样判断至少引出三个方面的警示：

首先，要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代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丢掉对美国幻想的时候了。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需要明白，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政客挑起的，无礼地坚持“美国优先”，这种不平等的心态，只能导致博弈愈演愈烈，这个世上没有哪只神来之手可以翻转乾坤，让美国与中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中国与美国也不可能有一个什么“中美共治”，这不是中国愿意不愿意，甚至也不是美国愿意不愿意的事情;

其次，要甩掉不应有的战略包袱。

　　现在看来，系自己发展命运与别人手中的做法，容易把战略主动权拱手相让，这是相当致命的软肋。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力更生的发展方略，确保战略底线与发展的生命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参阅笔者文章《自力更生：中国面向未来的战略底线》)，实现转型，甩掉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要有足够的战略准备。

　中美战略对抗将形成巨大的牵引力量，在这一巨大力量的牵引下，中国社会将从思想上、结构上和发展道路上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社会应该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推动这一变化。其中思想准备是战略先导。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史上，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崇美媚美——扬眉吐气——再崇美恐美的一个轮回，现如今“崇美恐美”的思潮在中国差不多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正所谓否极泰来，中国人民将迎来打破对美迷信、树立自强自信的新的历史阶段，而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并不是对过去简单的复制，而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