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学到相恋、从结婚到生子、从挂兰峪到石家庄、从半壁山到中关村，我与我媳妇（下文不论时间早晚，统一称我媳妇，以免角色转换）相处、相爱、相伴，共同走过了四十多年了。期间多少也有过磕绊，但日子一天天向好，感情一天天向好。如今，我们已做了公婆，越发感觉我们夫妻双方谁都离不开谁了。就如大多60后的夫妻一样，我们的儿子也成家了，我媳妇也退休了，再有三、四年，我也即将结束革命工作。这个年龄的我们，不经意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回忆，走过一些老地方、翻到一些老照片，都不免会引起我的回忆。一旦陷入回忆，没有一时半晌儿，是缓不过神来的。

国庆假期，回河北老家走亲访友，途中路过我曾经居住、学习和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时，我都忍不住停车驻足，并拍照留存。有的地方物是人非，有的地方人去楼空，也有的地方难以寻觅、销声匿迹了……睹物思人、情意更浓！回到北京，我再一次从书柜中翻出三十多年前，我与我媳妇之间写过的情书和一些老照片。翻看我们的情书，端详着老照片，加上国庆假期里的所见、所感，让我不禁再一次陷入了回忆之中。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过往是值得我们回忆的。我把我的过往用A、B、C、D……分篇章记下来、写出来，让我们的幸福过往变得更加清晰，也能或多或少唤起您，对过往的幸福回忆。

A篇:从我的同学到做我的新娘

一、1978年，我在沟门子乡中读初一，我媳妇读初二；1979年，我升入初二，我媳妇还在沟门子乡中读初二

1979年暑期，我媳妇从沟门子乡中初中二年级毕业，考试分数虽然达到了半壁山区中的高中录取分数线，但她却没能在那一年去读高中。原因是我媳妇的大姐（我现在的大姨子）当时已在半壁山区中住校读高中，我媳妇再去这个学校住校读书的话，家里就实在拿不出供我媳妇上学的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了。我老岳父解放前参军入党，对读书和知识的认识要超前不少，生养五个孩子，三个儿子都是高中毕业，大闺女正在读高中，总不能让老闺女就停在初中学业水平吧。看着哭着闹着要读书的老闺女，我老岳父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媳妇在初中二年级蹲一年级，加上当年正好是初中二年制改为三年制，这样，我媳妇就相当于读了四年初中，姐俩也就因此在高中学段，完全错开了，大大缓解了家庭负担。

原沟门子乡中早已被个人收购，曾经的教室已被几间瓦房取代，下面的玉米地是曾经的操场。

就是我老岳父的这个出于减轻家庭负担，让家住西沟的我媳妇在初二蹲一年级，才让我这个家住东沟的山娃子，从初一升入初二时，遇到了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媳妇。

我的老岳父，虽已93岁，但耳聪目明。

那个年龄，体内荷尔蒙开始作怪，课间我总是有意向我媳妇请教数学问题，她给我仔细讲解完后，我不但没有一声谢谢，反而是再有意触碰、拉扯一下她脑后又粗又长的辫稍，然后手拿书本，跳着脚扬长而去……

读初中时的我媳妇（右侧花上衣）

1980年暑期，在我大姑夫的提议和办理下，我转到半壁山区中读初三，就此也就与我媳妇不再同班了。每周末回家一次，路过乡中时，我总会趁自习课时间，溜进教室，看看我的同学，也顺便看看我媳妇，看看我媳妇的那两个小辫儿，还有小辫儿前面那张会笑的圆脸蛋儿……

当年的半壁山区中，现在已改为半壁山中学。几乎找不到当年的建筑了。

1981年秋季，我媳妇从乡中考入半壁山区中读高中，我从半壁山区中考入县一中读高中，这一进一出，我们再一次没能在高中学段继续成为同窗。

尽管与我媳妇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年的同窗时间，但是，一年时间足以给我们双方留下了足够的相互印象。高中的二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相互书信，我只是偶尔会想起在半壁山区中读高中的我媳妇，想起她那张会笑的脸蛋儿。

二、1983年高考，我媳妇止步于预考，回乡当电话员，我发挥失常，进入承德农校读中专

1983年高考，我媳妇止步于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无情的预考，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高考试卷。我由于发挥失常，外加志愿失策，尽管高考考了四百多分，最后只好去读承德农业学校……

承德农业学校

1984年暑假期间，我路过安子岭乡政府，透过窗户，我偶然发现，我媳妇在乡政府的广播室里，好像正在接打电话。我赶紧跑步过去，趴在窗台上一探究竟。只见媳妇面前好像有一台竖立放置的机器，机器面板上会不时有类似小铜片的东西张开、翻落，看着我媳妇头戴耳机，伸手插线、缩手拔线，摇动话机、送话接听，十分熟练又非常忙乎的样子，我感觉我的媳妇好漂亮、好神圣，又令我十分敬畏。

我媳妇（左侧花半袖）当安子岭乡政府电话员时，与她师傅的合影。

操作间隙，她侧身回头发现了趴在窗台外的我，我们通过开着的一扇窗子，小声地交流了几句。我媳妇当面祝贺我考入农校，成为了我们那个年代梦想中的吃皇粮的人物。交谈中，我媳妇告诉我，她只是临时在乡政府当电话员，属于乡政府的临时工。说话间不时流露出对自己学业和工作的不满，打算还想复习一年，来年力争参加高考。

当年的安子岭乡政府大院已被个人收买。标记处就是当年乡政府电话室的大致位置。

不管是清纯初恋，还是蓝颜知己，其实打定与对方谈恋爱的决定，往往就是源自对方的一个穿着、一个打扮，或者是源自对方的一个动作、一个回眸、一个微笑。现在回忆起来，因为看见了初中同学，我才跑步过去，趴在乡政府电话室的窗台外，然后透过窗口，看到我媳妇那神圣的工作状态与操作动作，这一连串的循环因果关系，才最终让我决定与室内的这位女同学谈恋爱的。从此，也就开始了我们两人之间近三十年时间的书信来往。

三、1984年，我开始给我媳妇写信，我媳妇开始给我写回信

1984年的暑期，发过河的老家河套中，河水清澈、溪水欢跳。当时我母亲正坐在河套边的一块石头上，低头弯腰捶打、涮洗我们的脏衣服。我走到母亲身边，蹲下身子，把我谈恋爱的情况，第一个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得知吃皇粮的儿子要找个临时工做儿媳，心里多少有些不满，但也没有极力反对。后来我得知，我媳妇的娘家对我们两个谈恋爱，也不十分支持和赞同。原因是我吃皇粮，可能会长期工作在外，我岳父岳母担心，婚后屋里的家务、院外的农活，会全部落在我媳妇一个人的肩上，怕他们的老闺女受累、受苦。

尽管双方家长都不十分赞成我们这门亲事，但是，我们两个依然还是坚持谈起了恋爱，并开始了书信来往。恋爱中的男女都是幸福的，在农校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拿到来自安子岭乡政府的我媳妇写给我的信，我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拆开、阅读我媳妇写给我的信。从承德农校到下台子农中，从挂兰峪农中到河北教育学院，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们鸿雁传情，我给我媳妇写信，我媳妇给我写信。

搬过几次家，也走过几个单位，那一封封寄托着我们无限一往情深，见证我们无比两厢情愿的信件，始终被我一封不少地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尽管有些信封已经破损，有些信纸已经泛黄，有些字迹已经模糊消退，但依然可以清晰地见证，我们夫妻二人相爱、相思、相恋的幸福过往。

我写给我媳妇的信，我媳妇写给我的信。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故事，我会永远珍藏。

四、1985年，我媳妇考上国家干部，我当上人民教师，我们在这一年定亲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依然主导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和规划。人们手中有点钱了，但却因没有指标，所以就没有资格购买自己所需的产品。商品消费如此，人才需求也是如此。全国各大专院校尽管满额招生，但高考入学率依然很低，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根本满足不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尤其是乡镇基层部门，人才短缺十分明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背景下，1985年初，我县劳动人事局和县委组织部联手，在全县范围内，通过公开报名考试，招录国家干部，当时称作招聘干部。我媳妇当时高中才毕业一年多时间，高中时的训练和知识积累，此时显现出了绝对的优势，在全县考生中排名第一，荣幸地成为了招聘干部，后来于1996年又开始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2006年正式转为国家公务员。

1985年7月，我从二年学制的农校毕业后，恰逢当时河北全省各县大办农业中学，因此，农校毕业的我，本该下乡走户、下地到田，指导农民生产实践，然而，我却被分配到我们县的一所农中，成了一名园丁，在教室和试验田里，教学生如何种植玉米、如何种植花生和棉花等农作物，我也从此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教书育人，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

1986年7月，拍摄于下台子农中，我在前排左数第六个。

随着1985年秋季的开学，我工作生涯也随之开始了，我在距离老家一百多公里外的下台子农中，开启了我人生教书育人工作的第一堂课。那年的秋天拾掇完秋后，我的母亲和父亲便用家里的小毛驴，驮着大米、白面和白酒，与我的二姨一起，到西沟花宝石，我媳妇的娘家说媒定亲去了。那天，我在下台子农中的课堂里，给我的学生说课、讲课，我远在老家的父母与我的二姨，在我媳妇的娘家，给我定亲说媳妇。

我媳妇的娘家是西沟花宝石，与我家东沟大西山只有一山之隔 。花宝石现在改名诗上庄，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五、因为我大胆、盲目触摸了我媳妇的右手，我媳妇差点与我退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还不十分开放，农村出生的我们更是思想保守、步调落伍。高中二年时间里，男女生之间几乎很少有交流，看见农校学生手拉手搞对象，我心跳得估计比搞对象的那对恋人都要厉害。在与我的媳妇谈恋爱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两个也是没有一张合影，更没有拉过一次手，更不用说拥抱接吻，那简直想都不敢想。

1987年春季，我和我的媳妇，一起到承德市参加自学考试，晚上一起去承德避暑山庄里散步。有花前月下，但我却没有甜言蜜语，不敢卿卿我我。沉默中，我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我突然转身伸出我的双手，一把攥住坐在我左侧的我媳妇的那只右手。我的冲动和激动，换来的却是我媳妇触电般的浑身颤动与颤栗，她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回去就给你退亲”，甩下这句话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这次冲动，我不知道给我媳妇写了几封道歉信，以表达决心、明确态度，保证以后不乱动妄为，以确保我们爱情的纯真与神秘。

六、1987年腊月，我媳妇走出西沟，爬上大西山，迈进我家的三间草房，做了我的新娘

1987年9月，我媳妇从安子岭乡政府调到小子庄乡政府工作，我也从下台子农中调到了挂兰峪农中教书。这一年的秋天，依然是拾掇完秋后，依然是我的父母和我的二姨，只不过这次没有动用我们家的那头小毛驴。母亲兜里装着东凑西借来的八百块钱的彩礼，再次邀上说话扛 快、办事利索的我二姨。三人出东沟进西沟，到我媳妇的娘家花宝石为我订婚期。在我母亲的授意下，到我媳妇的娘家后，我二姨首先开口，向我的岳母要人。我岳母当年也就五十多岁，走路稳健、说话响亮，“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费几句口舌，我岳母很快就同意，当年腊月聘她的老闺女。

拍摄于2011年，岳母八十岁生日。2020年3月，恰逢疫情当时，岳母不幸离世。

1987年腊月初几儿，我和我媳妇手中拿着各自的两张黑白一寸照片，走进小子庄乡政府办公室，在那里登记结婚。由于工作人员与我媳妇是同事，没有为难我们，没有硬性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我们二人的合影照。他将我们两个递上去的黑白一寸照片，两张两张地对接起来，粘贴在了结婚证的适当位置上，完后就在两张照片的接缝处、边角处，实实地压上了几个印章，我与我媳妇的两张一寸照片从此成为了一张紧实的合影照，我们两个也从此成为了夫妻，成为了能够相互托付终身的人。

我们的结婚证

1987年的腊月15，天气十分寒冷。夜间零时刚过，我13岁的老妹子与我老叔，一起推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几斤猪肉，老家称作离娘肉，从东沟我的老家大西山出发。他们先走下几百米的羊肠山道，然后再走五六里地，嵌入河套中的大道，出东沟后，拐弯进西沟，同样再走五六里地河套中的大道，到我媳妇的娘家花宝石，去给我接我的新娘。

我父亲（中）、我二大爷（右）与我老叔。我大爷被日本兵枪杀于玉米地的墙根下。

按照提前掐算好的时辰，我的新娘将在腊月十五的夜间三点左右，进入我家院门。为了使迎接新娘的时间更热闹、更持久些，我提前把成挂的鞭炮，一个一个先拆下来，再一个一个地间隔开适当的距离，单排串联起来后，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院外路边的石墙沿上。快到三点了，我家屋里院外灯火通明，母亲早已把灶堂烧得通红，锅内的水翻开。我从炕上起来，来到院外，隐约可以看见正冲门前的大梁山头处，有亮光在闪动。不一会儿，便听见了老叔发出的咳嗽声信号，我赶紧回屋燃着一柱香火，手持香火，点燃了院外墙头上鞭炮。本该噼里啪啦、紧凑密集的鞭炮声，此时发出的却是啪……啪……的纯粹单一响声，节奏不均匀，响声也不积极。因没有钱买更多的鞭炮，我突发奇想，改变了鞭炮的连接方式，以延长鞭炮的燃放时间，达到我的老叔对欢迎新娘的鞭炮燃放时间的要求。也许是我太想延长时间了，或者说是唯恐鞭炮燃放时间不够，当我的新娘进屋已经洗完脸了，院外的鞭炮依然在那里任性地、不紧不慢地啪……啪……地炸响。

我媳妇娘家来送亲的是我的三大舅哥，三大舅哥背着我媳妇的装新行李，爬上大西山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在我母亲的好说歹说下，我三大舅哥才勉强坐在炕沿上，礼节性地吃了几口饭菜后，便放下碗筷，大步流星地走出我们的三间草房，摸黑下山，到山下的同学家找住处去了。

我曾经的家依然静静地掩映在庄稼与树木丛中，只是屋内早已无人居住，屋内顶棚多处塌落。

当天中午，是喜酒正席。我的新娘穿一身她自己买的红色衣服，脚上穿的是那种坡跟的红色绒布鞋。我的黑棉袄、黑棉裤外面，套的是我的新娘给我买的一身蓝色正装，脚上有生第一次穿上黑色皮鞋，这双皮鞋也是我的新娘从安子岭供销社给我买的。没有主持人，没有摄像，更没有鲜花与掌声，有的只是热气腾腾的蒸锅菜，还有喜气洋洋的四方亲邻。我们两位新人房前屋后、炕上炕下串桌敬酒。酒桌上几碗蒸锅菜是硬菜，青椒炒肉、芹菜炒肉是青菜，白菜芯拌白糖和猪皮冻、花生米是凉菜。村里村外、父老乡亲，乡里乡外、四方亲戚，喝着散白酒，吃着家里菜，见证我们纯真的爱情，祝福我们美好的未来。

“婚礼”结束了，所有的气氛也随之慢慢散去。不用说当时没有专业摄像，就是有摄像的，我们也请不起的，我们的婚礼，竟因此没有留下一丝的影像资料。为了弥补这个不大不小的遗憾，1988年春天，在我媳妇的提议下，我们两个才特意到半壁山照相馆，拍了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我和我媳妇的第一张合影。摄于1988年春季。

后来，每每参加年轻人的婚礼，目睹新娘子穿婚纱，新郎官戴红花，那喜庆祥和的场面，让我们多少有些羡慕，要让我的新娘也穿上一次婚纱的念头越发强烈了起来。2003年春季，在我的一再提议下，我的媳妇才勉强同意，去遵化照相馆，补照结婚照，再做一次我的新娘。

我与我媳妇补照的结婚照。婚纱由照相馆提供。

七、小子庄乡政府，我媳妇的那间办公室兼宿舍，成了我们的婚房

我们家的三间草房，是南北向坐落的东西厢房，房顶上整齐地覆盖一层厚厚的，我们叫做荒漠草的一种山草，那些山草都是父亲放羊时，从高山上一把一把割来的。每根山草大多有1米多高，草杆脆硬、草叶修长、轻体保温还隔热，非常耐日晒和雨淋。今年房顶上的草有地方缺损了，父亲就用草填补上去；明年房顶上的草有地方凹陷了，父亲就用草覆盖上去，日积月累，房顶上的草越来越厚，冬暖夏凉效果也越发明显。好像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是草房，而且草房上的草就只增不减。考虑到草房有火灾隐患，我家又处在山上，在大队村长的几次提示要求下，直到1993年，我父亲才恋恋不舍地揭掉了，我们全家人住了有多半辈子房子的房顶上的草。当时房顶上的草足足有一尺多厚，一张张揭下来时，靠近底层内部的草梗依然黄亮、脆硬。

我和我媳妇的新婚之夜，就是在我家草房的北屋度过的。由于要给我们腾出北屋做婚房，我的奶奶、父母和三个妹妹共计6口人，就得挤在南屋的一条炕上睡觉，十分拥挤和不方便。在我媳妇的建议下，新婚回门完后，我背着一套我们的装新行李，我媳妇拿着些生活必用品，我们坐早晨的班车，到了小子庄乡政府，在我媳妇的宿舍度我们的新婚“蜜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层乡镇政府都是大院里套几间平房，很少有楼房的。平房里的每间办公室，大多是里外套间的那种，外面是一张书桌配一把椅子的办公室，里面则是带炕的宿舍，中间被一道带玻璃的火墙隔开。我媳妇的办公室也是如此，火墙跟处还有一个烧煤的炉子，那炉子只高出地面十几公分，烧水做饭，需要把腰弯过90度，十分不方便，但是炉子却非常好烧。点上一把柴火，放进一块煤，不一会火苗就直窜炕洞，烧得我们整个“婚房”都是暖烘烘的。

结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大部分周末和假期，就是在我媳妇的办公室兼宿舍的那间房子里度过的。我依然清晰记得，周末我媳妇有时也下乡，我就独占我媳妇的办公室，埋头学习，准备英语自学考试课程，那一年，《英美概况》我一次通过。

不到10平米的“婚房”，却装得下我们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装得下我们新婚蜜月无限的温存与幸福。如今，小子庄乡政府早已被半壁山镇合并，经历几次大的拆迁和改建，其位置已无从辨别，那间记录我们幸福过往的“婚房”更是难以寻觅了。

八、1988年，我阔别我已经怀孕的新婚妻子，到河北教育学院读大专

1983年高考，没有被大专、大学院校录取，成为了我始终的遗憾。尽管现在我早已有了硕士学历，具有副编审高级职称，但我依然设想退休后，再参加一次高考，再去读某个大学的某个专业，弥补我人生的一个缺憾。

1988年春季，我所在的挂兰峪农中传达了兴隆县教委下发的一个招生简章，意思是鼓励在职教师报考河北教育学院。我当即提出了申请，报考了河北教育学院生物系，准备参加那一年的成人高考。1988年4月下旬，参加完英语专业哲学、英美概况两门学科的自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后，我即刻拿起了高中教材，备考5月上旬的成人高考。高中时的魔鬼训练，在这个时候绝对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都夜间11点多了，我自己一人仍在我宿舍隔壁的办公室里，潜心复习，效果非常好，记忆似乎非常清晰，几乎是过目不忘。从放下自学考试，到进入成人高考考场，期间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政治、语文、外加数理化五门学科，我考了410多分。那年河北教育学院生物系入学考试不考英语，如果考英语，我想我会有更大的优势。

河北教育学院生物系88级毕业留念。第二排左数第一个是我。

1988年9月，我阔别已经怀孕的新婚妻子，背起行囊，从河北乡下的挂兰峪镇出发，第一次来到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走进新石南路的河北教育学院，开始了我人生第一个大学的两年学习。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我除了给我远在河北乡下的媳妇写信，就是往图书馆跑，借阅里面的英文书籍，另外就是学习演奏小提琴。农校的学习经历和知识积累，为我在生物系的学习提前奠定了基础，生物专业课的学习基本不费脑力和时间，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学英语，当时风靡全国的英语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语。两年时间里，我从第二册自学开始，一直坚持自学到第四册的前半部分，期间，图书馆里的原版外文书籍几乎让我借了个遍。在1989年生物系的新年联欢晚会上，一位教授当场用英文表达对我们的新春祝福，在大家面面相觑、似懂非懂之时，我站了起来，给教授作了翻译，赢得了在场师生的赞许。

后续文章内容:

1.我们第一胎的失败

2.我们儿子的出生及港大毕业、京城落户

3.我媳妇成功竞选副镇长

4.我读研北师大

5.我们在北京买房及工作等相关内容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