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率兵打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身亡，大明王朝宣告覆灭。已坐上大顺朝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开始陶醉于被人山呼万岁的热烈氛围之中，他的部下争先恐后地论功行赏，纵情声色。这种情况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大顺朝便被清降将吴三桂打出了北京城。这一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在多个场合提醒共产党人要引为鉴戒，其中有三次对话最为著名。

甲申对

郭沫若与毛泽东半世纪的友谊。

1944年，中国农历甲申年，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之际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就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结局作出了回答。文章首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一时激起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将其全文转载，该报在编者按中赞扬道：《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释历史。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和各解放区陆续印发了单行本。

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考虑，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故将其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历数了党的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吃了四次大亏的教训，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不久，林伯渠专程从延安飞抵重庆。他亲自告诉郭沫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备受鼓舞，深幸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晚，他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944年11月，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已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指出：“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这一对话被后人称作“甲申对”。

窑洞对

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黄炎培亲切交谈。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人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考察。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他们还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黄炎培通过多次与中共领袖促膝长谈，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当黄炎培一行将要返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次对话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进行，故被后人称为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把黄炎培当作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作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案例，明末农民起义军上演的悲剧是毛泽东头脑里摆脱不了的影子。如果说防止骄傲自满和精神懈怠是决不做李自成的答案的话，那么，“民主”则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的对策。两个答案一个具体，一个宏观，都与周期率相关。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疑问胸有成竹，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支配的一条新路，是对李自成历史教训思考的提升。

赶考对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醒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他还在会议上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不但得到了全党一致拥护，而且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当作是“进京赶考”，也是告诉大家进京赶考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金榜题名”，一个是“名落孙山”。“金榜题名”是说进京赶考及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名落孙山”自然会和当年李自成一样，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出发前一天，毛泽东就曾问卫士长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样啊？”李银桥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他还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毛泽东重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大家：“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直到党中央抵达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不是说给周恩来一个人听的，他是在向全党发出强烈警示。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也不仅指一时的赶考，而是永无止境的赶考。当前党迎来了执政近7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面对由执政走向长期执政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再赴西柏坡，反复提出“进京赶考”这一历史课题，谆谆告诫全党“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其传达出的政治意蕴即是中国共产党要正视新时期执政困境，以“赶考的决心”“赶考的态度”“赶考的勇气”锻造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进京赶考”的接续奋斗。

（吴 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