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日报》连载8期的退休领导姜成章关于长辈闯关东的奋斗史，讲述了他们一家长辈闯关东以来的风雨人生、山东乡情。

闯关东人家的风雨人生

作者：姜成章

2019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是母亲90岁寿辰，生日一过父母就双双跨过90岁的门槛。2017年农历腊月十三日，父亲过了90岁生日，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二老婚姻牵手喜度70年白金婚。俗话说“堂上二老便是宝”，特别是每当熟悉二老的人向他们投来羡慕和赞赏的目光时，作为儿女，虽然我们都已到了或是过了60岁甚至70岁的年龄，但还会切身感受到有父母的日子真好。

我的父亲姜凤魁生于1928年农历腊月十三日，生肖属龙，母亲宋玉兰生于1930年农历十月十七日，生肖属马，祖籍都是山东省乳山县。1947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经人介绍二老在达赉湖老四号渔场喜结良缘，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姐弟五人，风雨沧桑、相儒以沫，幸福迈入了婚姻牵手70年白金婚的殿堂。

1941年，二老跟随父母闯关东来到满洲里，除了2003年回过一趟山东老家，剩下的时光可以说一辈子都待在了满洲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满洲里80年的沧桑发展历程。

一、贫穷苦出身

姜秀官（生卒1901年—1979年）与姜宋氏（生卒1900年—1997年）夫妇

宋钦孟（生卒1906年—1960年）与于秀兰（生卒1913年—2004年）夫妇

青年时代的姜凤魁

青年时代的宋玉兰

1942年，尼基金楼下“美良照相馆”徒工崔成波、姜凤魁合影

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儿子姜凤魁、儿媳宋玉兰一家在扎赉诺尔小站1952年兴建的住宅

山东省地处华东沿海，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人口大省。

从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一场震惊世界人类史上的大迁徙著名的闯关东运动就发生在山东大地。我的父亲母亲就出生在这古老贫瘠的土地上，祖祖辈辈都是靠出海捕鱼和种地为生。

父亲出生的村庄叫姜格村，村前临黄海后依丘山，山上有商周时期所筑的烽火台，村志上明文记载，明朝洪武年间由祖上姜显成建立。全村300余户人家，清一色的姜姓，坐落在村中央的姜氏祠堂记载得清清楚楚。姜格村虽然都姓姜，但分东西南北四大份，我们这一支姜姓到父亲这一辈是第二十世，属北大份，也是宗亲渊源最明了，且社会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份。祖父亲笔传下了从16世纪开始顺序的家谱：国吉孟秀凤，成登全永光，云开方恒宇，达道乐安邦。祖父的太爷姜国庆，爷爷姜仁吉，父亲姜孟湖。据祖父讲，他的太爷有6个儿子18个孙子。可见祖宗脉络清晰，由于有家谱，至今我们走遍天下辈份不乱。据史书记载，姜姓是大姓，源于炎帝(神农氏)因曾居陕西省岐山县之姜水，故以姜为姓。自炎帝已下传54世至太公(子牙)，至今已传150余世，历经4000余年，为中华最古老姓氏之一。在这以后众多中华姓氏中，已考证有60余个姓氏都是源于姜姓。

小时候常听祖父讲家里的一些故事，我们姜姓是两位中华始祖的后裔。也许正是应验了祖父的传说，一段至今还让父亲难忘的记忆不得不让人折服。

19世纪初叶，一场灭顶之灾的大瘟疫席卷山东大地，到处哀鸿遍野、尸体纵横。一个个村庄、一家家相继灭绝，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男性壮年居多。祖父姜秀官就是在这场大浩劫中7岁丧父，8岁丧母，孤苦伶仃，硬是和其他三个同样是孤儿的堂兄弟，一个堂妹，靠年迈的奶奶和仅剩的叔伯二大妈拉扯长大。祖父姜秀官生于1901年9月19日。祖母姜宋氏出生于1900年9月9日。听父亲讲，祖父10岁就跟着长5岁的堂兄姜秀文一起担当起重任，如种地、拉犁的苦差事，兄妹中最小的还不到5岁，吃的苦就可想而知了。直到四兄弟都成家后，奶奶也去世了，才将世代一起生活的大家庭分开。

到了1917年，山东大地接连的灾荒和饥饿，又不得不促使17岁的祖父跟上闯关东的人流，硬是靠一双脚板闯到了哈尔滨，在俄国人开办的电车公司寻了份售票的差事。那时的哈尔滨由于苏联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大批的俄国地主、资本家和白匪军在大清洗的浪潮中蜂拥而至，街道上混乱不堪，抢劫、强奸、暴乱事件频频发生，每天都有人不明不白无辜死去。为了躲避这战乱的局面，祖父不得不离开战乱的哈尔滨一路向北，先是在大兴安岭跟随同是闯关东的同乡姜家大柜（现在称包工头）修过隧道，时常还要赶着马车到现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拉木头，后来又辗转到海拉尔开荒种地，最后还是跟随姜家大柜到了远离战乱的达赉湖打鱼。就这样，在那场老家史无前例的瘟疫中幸存下来的四个堂兄弟姜秀文、姜秀官、姜秀福、姜秀武齐聚远离家乡的达赉湖，开始了四个堂兄弟的捕鱼人生。

冬天的达赉湖千里冰封，狂风肆虐，零下40多度的冰上捕鱼生活让这些从小在海滨气候条件下长大的大男孩儿如同下地狱般吃不消，每天天不亮就上冰，晚上月亮升起后才带着一身冰冷的臭汗收工，忍饥挨饿不说，就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大哥姜秀文就是在那场史称“塌达赉”事件中丧生的。母亲的二爷宋立几也在这场恶运中被冻掉了十个脚趾，成为终身残疾。祖父能幸运地躲过一劫，是因他靠自学识点字，担任网房记账并帮助做饭而没有上冰。祖父的好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写一手好毛笔字，到了晚年还自费订了一份《呼伦贝尔报》，在上世纪60年代能自费订阅报纸的老年人是实属罕见的。这次“塌达赉”事件给冬捕的渔工留下了阴影，互联网上也可查到详细记载。

这场“塌达赉”事件影响很大，据《朔谟前尘》一书记载，1927年11月22日上午，各渔号的业主为了多捕鱼没有实地查看冰面是否冻实，就命令渔工凿冰下网，当时在湖面上作业的渔工多达一千多人。下午三点多钟，突然刮起了大风，约有十级以上，人在冰面上都站不住。这时，湖西北岸冰由于冻得不实，被大风刮裂开了长长的大缝，湖水涌出不断冲击着岸边。因为当时各渔号的住房都在湖西北方向，渔工们看到冰裂了，为了逃避危险便纷纷向西北岸边奔去，想逃离湖面。由于毫无组织地乱跑，跑在前面的人踩到冰块边缘薄冰上时，被后面的人拥挤纷纷掉入冰水中，后面的人一看也不敢挤了，便在湖面的冰上站住，不再乱动。风越刮越猛烈，很快夜幕吞没了一千名多渔工。黑灯瞎火，人们束手无策，毫无救援办法。湖面上又没有任何遮挡，任凭寒风撕咬着空腹的渔工，毡疙瘩、皮袄冻得与皮肉都粘在了一起。

冰上的人被困了两昼夜，当湖冰再度冻实后，被困的渔工才陆续回到各渔号。这次灾难史称“塌达赉”，共冻死、淹死126人，冻伤截肢者154人。这起特大坠冰事件教训惨痛，令人警醒。

正是由于当时捕鱼工人的不断增加，上千号人的吃饭吃菜问题摆在了老板的案头。老板看中了祖父姜秀官厚道老实的秉性，就选中了祖父和他四兄弟中的老三姜秀福及另一位闯关东的老乡宋臣平三人，在达赉湖的西岸边离老四号渔场一公里外的一处凹地开荒种菜，并将菜园子用老板公司的商号“吉盛德”命名。从此，三个闯关东的硬汉终于摆脱了冰上捕鱼的艰辛和危险，把“吉盛德”菜园子侍弄得很讨老板喜欢和渔工们的赞扬，就连周边的蒙古族牧民老乡也经常用羊肉来换蔬菜特别是大葱。

姜秀官7岁时丧父、8岁时丧母，从小在其二大妈拉扯下，与三个同为孤儿的堂兄弟一起耕种

1942年秋天，15岁的姜凤魁来到尼基金楼下美良照相馆当学徒。

姜秀官、姜秀福、宋臣平三个光棍汉因陋就简盖起了地窨子，从此有了家。

天有不测风云，本来为了躲避战乱千里闯到达赉湖寻求太平环境，哪成想刚刚安稳的日子竟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搅得四下逃窜。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东路事件，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重炮、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从7月至11月大小战斗数十次，最终张学良的东北军惨败，12月20日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被迫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签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为了逃生三个硬汉赶着马车跟着车流一夜狂奔，越过兴安岭，一直跑到扎兰屯，直到战争结束才又开始了往日的生活。

有了安稳的生活，渐渐地家的概念油然而生，三个光棍汉说干就干，就地将草皮子犁成一尺见方的草坯，再在地下挖个半米来深的坑，用一块块草坯子干打垒砌成墙，再用柳条编成条笆和芦苇盖棚上，很快三间简陋的地窨子房就建成了。为了节省成本，我们家的厨房和宋臣平家共用，父亲回忆说，房子矮的横梁都能碰头。房子虽然小而简陋，但它却是祖父在关东的第一个家。再后来，父母新婚的洞房和叔父、姐姐的出生地都在这里。

二、生死寻亲路

1943年，尼基金楼下美良照相馆徒工赵桂珍、姜凤魁、崔成波合影。

1956年，儿时的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2年，于秀兰老人与女儿宋玉兰、女婿姜凤魁，儿子宋路廷、宋寿廷，外孙女姜成云 等

1953年，王玉英、姜凤魁、张德茂、王其悦4名德昌照相馆股东合影。

1954年，姜凤魁、宋玉兰夫妇与女儿姜成云，儿子姜成起、姜成章留影。

1955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儿子姜凤魁、姜凤元，孙辈姜成云、姜成起、姜成章在小站

领头的线人给大家买了船票，开始进入严密的登船检查。

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的族人向来重视教育，上世纪初叶就在洪兴寺建起了远近闻名的“养正小学”，姜凤魁儿时就在这所学校读书。

寻亲路上，骡子受惊翻车，3岁姜凤信因为惊吓而后丧命。

父亲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贫苦勤劳的渔民家庭里。祖父一生没上过学，但硬是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在他一生精心保管的小橱柜里，一本老式黄纸线装记事本写满了漂亮的蝇头毛笔小字，记载的内容全是某年某月某日，哪头牛下犊，是公是母，什么颜色，哪只鸡下蛋了，什么时间开始下的，更为详细的是每天家中支出的花销和所购买的物品，再详细不过了，真可谓是一份精打细算的家庭翔实档案。

为了让父亲从小能多读书识字，祖父在关东拼命干活寄钱回家，供父亲在老家读了小学。贫困的家庭生活环境，让父亲过早地承担起上山割柴草、下地做农活的劳动，每天放学回家不用祖母叮嘱就会主动完成。

山东老家的日子也不太平。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就对山东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父亲回忆，日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姜格村，但飞机几乎每天都在村子上空盘旋，有时还投下炸弹或用机枪扫射。父亲清楚记得，一天他在上学的路上，刚一出村，从东方飞来两架日本飞机，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日本国旗标志都看得很清楚，紧接着飞机一个俯冲就是一阵扫射，父亲急中生智见旁边有个草垛，就趴在里面不敢动，飞机毫无目的地扫射一阵子，朝着乳山口方向飞走了。父亲学也不敢上了，撒腿往家跑，跑着跑着迎头碰上跑出去又回村的老百姓，祖母也在其中。事后，村长带领全村族人到家庙上香感恩。后来听说村子的西边有八路军，这样动荡的日子时有发生，更为令人生厌的还不止日本鬼子，三天两头还要应酬上门讨债交粮的国民党军。当时叫中央军，还有26旅，据说是汪精卫的兵，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终于有一天，祖父捎信说关东有了自己的家时，祖母一刻也不愿留在老家忍饥挨饿了，全然不顾裹足小脚的不便，怀抱着只有3岁的小叔，手牵着14岁的父亲，于1941年3月在东北还冰寒料峭的季节就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关东寻亲之路。

母亲出生的村庄叫南泓村，同样是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村。全村清一色的宋姓，我的祖母也是宋姓，同属这个老村。据父亲回忆，南泓村的家庙规模比姜格村还气派，每年的猪驼羊庙会规模也比姜格村庙会更有特色。在乳山县这个地方，姜姓、宋姓、于姓是远近闻名的三大姓。我的外祖母就是于姓，出生在名叫水头的村庄，全村同样清一色于姓。外祖父宋钦孟兄弟四人，同样因生活窘迫，兄弟四人兵分两路闯关东，一路向东闯到了安东，一路向北闯到了满洲里达赉湖。外祖父在家排行老二，最初和老三一道闯荡安东，做起了往来朝鲜的边境贸易。后来老三在朝鲜成了家，干脆留在了朝鲜。剩下外祖父一人辗转向北和四弟一起，在达赉湖做了卖苦力的捕鱼工人。后来，中东铁路运输需要大批装卸工人，经人介绍外祖父报名参加了铁路招工，从此便成了一名铁路工人。 外祖父、外祖母都没读过书，但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却很是根深蒂固。母亲在老家没上过学，因外祖父闯关东在外，家中最大的母亲过早地担负起家庭重担，搂草、拾柴、下农田干活全靠母亲帮助支撑。母亲12岁就跟随外祖母来到满洲里。刚来满洲里那阵子，为了要面子，外祖母同意母亲跟着同院的邻居孩子一起上学，可二年级刚上了一个学期，就被严厉的外祖母勒令其退学了，理由是一个女儿家上什么学。从此，捡煤、拾马粪蛋、料理家务就成了母亲替代学习的营生。望着邻居天天上学，母亲只能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1941年中华大地正是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到处烧杀抢掠的疯狂年代。阳春3月，在胶东乳山县通往烟台港的山间土路上，几匹高头骡子拉着坐满了寻亲小脚女人和孩子们的大板车，像是在和这迟来的春天赛跑，恨不能插上翅膀立马飞到那令人向往的关东大地。

胶东的春天，山坡的雪已经融化。土坡上、山坳里和那路边的泥土与石缝间都露出了初生的绿色，远处的大海暖洋洋而凉爽，真可谓一路鸟语花香、多彩多艳。正当这些从未走出过山村海边的小脚女人和孩子们好奇地欣赏着从未见过的迷人景色时，突然打头的大公骡子四蹄腾空，不知为何而受惊狂奔起来，紧接着一辆、两辆，继而全部骡子都惊了起来，刹那间哭叫声、呼喊声和骡子的嘶鸣声混杂一片。不好，头车的大公骡子翻车了，有人被砸在车下。乘坐第二辆车的祖母一只手紧紧抱住只有3岁的小叔，另一只手紧紧抓住父亲，生怕两个孩子有点闪失。脱缰的骡子哪管这些人的死活，一门心思四处狂奔，一个下坡骡倒车翻，将车上人全部甩了出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结束了。回头看看摔伤的女人和孩子们，个个惊魂未定、心惊胆战，我的小叔则不停哭喊“翻车啦、翻车啦”，好像是吓破了胆似的。再看看头辆车，被大公骡子和板车压在车下的姜秀元因砸伤了腰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得已又回到了老家，这一待可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一队寻亲的小脚女人和孩子们，跌跌撞撞、翻山越岭，天黑前终于到达了烟台港。

烟台古时为登洲府所在地，是历代军事要塞和重要通商口岸，是离日本最近的港口。祖母一行一路颠簸，领着的、抱着的，大包小裹，手提肩扛，一点不亚于逃难的灾民。到了烟台港才知道世界之大，各路寻亲的队伍都齐聚这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都是为了奔赴同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关东。

整个烟台港阴云密布，伴着夜晚昏暗的灯光，一面竖在码头上的青天白日膏药旗泛出了灰白的色彩。领头的线人给大家买了船票，开始进入严密的登船检查。一艘由烟台开往大连的客货混杂轮船就要起航了。女人们全部顺利通过了良民证审查后，登上了由持枪日本兵严密把守的轮船。顺利登船后，被领头的线人带进了轮船的最底层三等舱。舱内灯光昏暗，只见黑压压挤满了人，人们全都席地而坐，根本别想还有个座位或床铺了，只是船舱底部铺了点草帘子。

轮船的汽笛终于鸣响，摇摇晃晃驶出了码头。船舱内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祖母和这些小脚女人们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因她们的心里都揣着一个美丽的梦。船舱里的人横七竖八躺得很不规则，随着波浪摇晃人们逐渐进入梦乡。

过了午夜，货轮驶进深海区，海面刮起了七八级大风，船身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像一头怒吼的野兽，一会儿将船抛向巅峰，一会儿又将船跌入深谷，翻腾的海浪发疯般地敲打着船舱，不时发出巨响，整条船辗轧着、呻吟着、颠簸着、咆哮着。舱内的呕吐声、哭闹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一片狼藉。白天受过翻车惊吓的小叔经过这一折腾，则更是狂喊“翻了，翻了，又要翻了”，孩子真是吓破了胆。经过这一夜狂风巨浪的折腾，本来一夜的航程却在第二天的傍晚才到达大连港。

轮船到港后，线人又组织小脚女人和孩子们坐火车先到哈尔滨，再转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才到达满洲里。祖父从达赉湖专程赶着马车到满洲里火车站迎接。当祖母抱着小叔、领着父亲一走出站台，祖父急忙跑上前去准备亲一亲从未见过面的小叔，却被一同前来接站的叔伯弟弟抢了先，一把将小叔搂在了身穿翻毛皮袄的怀中。从小就怕皮毛的小叔顿时吓得哇哇大哭，又不停地嘶喊“翻了，翻了”，继而就开始惊厥抽搐，发起了高烧，不得不送医院抢救。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可怜的小叔三天后还没到达达赉湖的新家就离开了人世，埋在了满洲里小北山。听父亲讲，小叔名叫姜凤信，因他出生那天，祖母收到了祖父寄回家的钱和平安信，便起名凤信。

可惜小叔来到世上仅三年，连那个梦中的新家都没见过，就死在了这千里之遥的关东大地。

多年后，当一家人谈起这段闯关东生死寻亲的往事时，才偶然得知原来父亲和母亲这对素昧平生的男女，竟是在这同年同月同日乘同一艘船，千里渡海，奔赴同一目的地的，最终又喜结良缘，共组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真是应验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千古名言。后来母亲说，她在老家12岁前是没有名字的，就是在这次寻亲前，为了能通过日本宪兵的良民证审查，领路的线人才帮母亲起了个好听而美丽的名字“宋玉兰”。从此，这个代码就成了母亲一生的护身符和名字。

三、求生辛酸泪

1955年，孙华昭、张德茂、姜凤魁在“德昌照相馆”后院合影。

1956年，姜凤魁在当年“德昌照相馆”门前留影。

上世纪50年代，扎区服务公司职工在呼伦湖旅游，后排右一为姜凤魁。

1956年，姜宋氏老人与儿媳宋玉兰、次孙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6年，宋玉兰怀抱次子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留影，远景为乳品厂。

1956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长媳宋玉兰、次子姜凤元，孙辈姜成云、姜成起、姜成章在小站住宅院内留影。

四个堂兄弟姜秀文、姜秀官、姜秀福、姜秀武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呼伦湖捕鱼为生。

面对人去楼空的严酷事实，姜凤魁重新回到呼伦湖，操起了其父亲姜秀官打鱼卖苦力的旧业

1945年8月，姜凤魁在哈尔滨住院治疗，因战争被困，经呼伦湖渔场驻在员王岐山介绍，在哈尔滨万香酒厂找了一份刷酒瓶的工作。

达赉湖，北方第一大湖，以盛产20多种淡水鱼虾而闻名中外，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它就敞开胸怀迎接着一批又一批闯关东的人们。

初来乍到，望着这一望无际海一样的大湖，祖母和父亲都没感觉到和胶东的大海有什么两样。但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还有如此宽广辽阔的天空和草原，自由飞翔的小鸟及路旁自由“歌唱”的蝈蝈，父亲真被这鸟语花香的景色陶醉了。

经过一整天的颠簸，马车终于载着千里寻亲的祖母和父亲到达了离满洲里80多公里外的达赉湖西岸老四号渔场后身——“吉盛德”菜园子，一个只有三间简陋地窨子草坯房的家。看到这个新家，父亲失望了，难道这就是天天梦想的新家吗？连个玩耍的小伙伴都没有，特别是到了夜晚整宿都有蚊子和小咬光顾，让这初来乍到的小主人浑身被叮咬得伤痕累累。这里没有学校，也远离行人，就是最近的老四号渔场也只有20余户人家。在这里，每天放牛、喂猪、拾牛粪、打草成了父亲主要的营生。不过祖母和父亲的到来，让祖父常年打光棍的日子开始变得滋润起来，转年1942年初冬叔父姜凤元在此出生。

父亲一天天长大，为了不让父亲再做这种卖苦力的营生，祖父千方百计托人想给父亲找个学手艺的技术活儿。功夫不负有心人，1942年秋天，经满洲里“太来”商号老板于学运介绍，祖父在满洲里“尼基金”大楼下的“美良”照相馆给父亲谋到了个学徒的工作。从此，15岁的父亲就开始学习照相。虽然工作风不吹雨不淋，但老板只管吃住，没有任何报酬，尽管这样，父亲还是满足地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为了改变一家不再受穷的命运，也不辜负祖父的希望，父亲一开始就勤学苦练，深得老板王济清的喜爱，老板便让父亲跟随技术最精湛的虞正伦师傅一对一地学。由于老板精心呵护和师傅的言传身教，很快父亲就能独立施展技能了。

在学徒近三年的时间里，由于路远交通又不便且又全是山路，父亲很少回家，一次在返城时半夜遭遇狼的事件，让父亲至今想起来都毛骨悚然。为了早上不耽误上班，父亲决定连夜一个人赶着马车走80公里的山路。夜深人静的荒山沟里，微弱的月光洒在寂静的原野上，远处和路两边显得阴森森，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一个人赶着马车独自走在这黑漆漆的山路上怎么能不害怕呢。突然在马车的前方窜出一条大如牛犊的黑影，马儿惊慌地竖起耳朵，发出一声声嘶鸣，不好，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草原狼。在这突如其来的关键时刻，父亲果断地决定放慢车速，并挥了一下马鞭，马儿像听懂了主人的信号，昂首阔步继续向前。

说来也怪，草原狼竟被这莫名其妙的一鞭子惊着了，干脆离奇地席地坐在路边，用它那贪婪的目光好奇地、凶狠地端详着这个敢在它面前坦然走过的人。此时的父亲想起祖父的告诫，在草原上遇到狼千万别慌，你怕它更怕，要沉着应对，随机应变。面对这只狡猾的草原狼，父亲紧握手中的马鞭，还不时地在地上甩几下，发出叭叭的响声，不紧不慢地就把马车赶到了狼的前头，狼一见这架势更是摸不着头脑，在马车的后面跟着，仿佛是在寻找战机。但父亲始终阵脚不乱，再加上天渐渐放亮，狼终于失去了耐性，垂头丧气地向草原深处悄然走去。望着狼远去的背影，父亲一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人却一头栽倒在马车上，好久才缓过神来。

与狼的遭遇是躲过去了，可一股毒火却攻在了他的脸上，右腮鼓起了一个不封口的大脓包，由于在满洲里治疗不见效，不得不转院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协和医院一个日本大夫给诊断为“寻常性狼疮”，不得不住院做手术治疗。3月份去的哈尔滨直到8月份光复前才基本痊愈，可见“寻常性狼疮”的顽固性，此时的医院已非常混乱。一天父亲在街上溜达，突然间他看到满街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奔，其中还参杂一些日本人，呜哩哇啦地乱成一团。父亲也随着人流跑起来，跑着跑着就看到身后轰隆隆满大街的坦克，一点也不比汽车慢，吓懵了的父亲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突然觉得眼前好面熟，猛一抬头看见牌匾才知道到住地了，后来才知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由于事变中东铁路全线瘫痪，病是治好了，可父亲又成了难民。眼看着身上的盘缠即将用尽，还是达赉湖渔业公司驻在员王岐山在哈尔滨一个叫万香的酒厂帮父亲找了一份刷酒瓶的工作，虽然工作很低贱，但必定可解燃眉之急。万香酒厂是当时哈尔滨一家较大的酒厂，生产当时很出名的白玉露牌白酒，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产品供不应求。

说起在酒厂的经历，父亲还差一点惹下大祸。由于酒厂过于追求产量，管理和维修都跟不上，致使跑冒滴漏和酒瓶破损现象都很严重，车间水泥地面上到处都是酒，工人只好穿水靴子干活。父亲刚来酒厂时什么都感到好奇，特别是当听说酒能点燃时，丝豪不懂化学知识的父亲出于好奇心划了根火柴试试，结果没点着，当第二根火柴划着后，蓝色的火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在脚下蔓延。车间有人发出尖叫声，父亲拼尽全力左踢蹚右扑搂，在大家的帮助下，由于酒不纯，加之地上较凉，火很快被扑灭了。事后好心的工友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老板，父亲才算躲过一劫，而且还在酒厂安下身来，一干就是一年多。直到1946年中东铁路恢复通车，父亲才得以回到满洲里。

回到满洲里后，家都没来得及回就直接跑到了“尼基金”大楼下，只见往日熟悉的“美良”照相馆招牌不见了，一打听才得知东北事变后，师傅虞正伦被查出是乔装打扮的日本特务，被枪毙了，老板王济清也不得不回山东青岛发展去了。沮丧的父亲面对着人去楼空的严酷事实，不得不重新回到达赉湖，操起了祖父打鱼卖苦力的旧业。冬天打冬网，夏天打虾网，任劳任怨的父亲无论干什么都能赢得老板和工友们的赞扬。于是老板便把全网上最重但又是整趟网掌舵（俗称走杆）的差事交给了父亲。

冰下捕鱼技术最早是在19世纪末由俄罗斯商人引入中国的，因而很多工作用语(俄语)还一直延用至今。走杆就是将一根长约35米、宽约10公分的长木杆，从渔工事先凿好的长2米、宽1.8米的冰窟窿（俗称下网眼）对角穿进去，杆子根部像穿针引线一样拴上大拖网的网纲，网纲的两端一边由一根长杆牵引，呈倒八字形方向向两侧分开，渔工们每间隔3米用18公斤重的铁钎凿一个约30公分的园形冰窟窿（俗称打冰眼），走杆的人俗称麻仙（俄语技术工匠），在每个冰眼里用特制的U字形口朝下的钢叉用力拨动长杆带着网纲前行并保持前进方向。每隔3个冰眼（9米）将长杆后的网纲从冰眼里掏出来一次，由下一工种撸绳的工人负责将网纲缠绕在木制的绞盘上（俗称马神），再由一名渔工赶着马像驴拉磨一样牵引网纲带着大拖网前行。当网纲在马神(绞盘)的带动下行驶到下一个9米的网眼时，就将马神(绞盘)移到这个新的网眼上，如此一个进度称为一马神。从下网眼开始，两侧长杆是呈倒八字形运行，大约在22.5米处，两边的长杆同时开始向正前方行进，此处的网眼被称为拐点，即正式放场子开始。两侧的冰眼数是齐头并进的，这样才能保证鱼网在冰面下同时前行。</p><p style="text-align: left;">两侧马神中间的距离约500米，也就是说有一个约500米宽的大拖网在冰面下齐头并进前行。遇到鱼群时各工长都会竞争风头，多时竟能一网打100多吨鲜鱼，这就意味着工人要连轴转了，因为老板是只要产量，不管劳动时间，更不允许将网冻到湖里的。每趟网走杆的人就像是鱼船掌舵的轮机长，要拼尽全力拨动冰面下长达35米的长杆，即使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条件下（冰的厚度最深达到1.5米），也是常常累得满头大汗，可见冰下搅动长杆的难度和其劳动强度了。

场子放的大小是由工长决定的。工人早晚两头不见太阳的工作时间，大约都在16至17马神，遇到鱼群工长常常会将场子放到21至22马神。当达到工长规定的距离时，工长会在两侧的拐点插上小红旗，要到达出网眼时，同样从拐点处呈正八字形向三角形出网眼运行，两根长杆先出水面，继而两台马神齐聚出网眼，最终将大拖网和装鱼的网兜拽出水面，这就是冰下捕鱼的全过程。虽然现在改用机器钻冰眼，拖拉机带绞盘，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是走杆的工序还如同当初，必须由掌舵人来人工操纵。

苦日子在一天天熬过，祖父也在不停地为父亲学有所用的前途而四处奔波。机会终于来了，满洲里博士大街上的德昌照相馆老板王其悛因准备去北京发展，有意将德昌照相馆出兑。因老板知道父亲学过徒，就托人捎信给父亲，最终由王其悦、张德茂、王玉英和父亲四个人每人出资500元，于1953年11月1日正式兑下了德昌照相馆，王玉英为法人代表。

每当提起这集资的500元，都会让父亲念念不忘当时那些肯借钱给他的亲戚们。为了能让父亲如愿，外祖母东拼西凑地挨家借钱才总算凑够数。可就在四人经手不到三年的时候，由于国营商业的兴起，私营企业在政策的打压下，生存越来越困难，无奈只好到政府报停业。正在此时听说新成立的国营印刷厂招用技术工人，父亲便前去应聘，由于父亲技术好，厂长阿拉坦欣然同意。好心的父亲此时又想到了其他三位弟兄，想把大家一起带过来，但阿拉坦厂长不同意并说“你来我同意，其他人不行”。父亲心想，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因此善良忠厚的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四人中的另一位却没管这些，如愿到了国营企业工作，由此也摆脱了在这以后资本家罪名的牵连，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就在他们余下三位苦等政府批准企业报黄的时候，一个公私合营的政策将他们苦心经营的照相馆收归国有，虽然从此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但一个一辈子让他抬不起头的罪名也从此压在了他的身上。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500元的股份而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和红卫兵的抄家。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在当时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啊！

1957年北方照相馆技师与扎区服务公司领导等合影，前排：唐淑珍、关主任、冯会计，后排：王其茂、高吉文、姜凤魁、张德茂。

1958年，北方照相馆技师合影，前排：王玉亭、王其悦、唐淑珍，后排：张秀聪、高吉文、姜凤魁。

1958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老人（姜宋氏母亲）、长子姜凤魁、长媳宋玉兰、次子姜凤元、孙女姜成云、孙子姜成起和姜成章留影。

1964年，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院内合影。

1956年，姜凤元与侄女姜成云，侄子姜成起、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7年，姜成云与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合影。

四、战争的幸运儿

1942年春天，12岁的宋玉兰来到满洲里，将家庭生活的重担挑在肩上。

当一辆拉煤的斗子车经过铁路道口时，赶车老板快速用马鞭捅下两块大煤，没成想招来了发疯般的鬼子军官。

15岁时的宋玉兰被迫到日本宪兵队长中川家里当保姆看孩子。

母亲12岁就来到了满洲里，因母亲是家中的头大，从小就把家中的生活重担挑在肩上。由于外祖父常年在达赉湖打鱼，加上满洲里气候寒冷，捡煤、拾马粪蛋就成了母亲少年时代的主要营生。全家冬天的取暖用材和燃料，几乎全靠母亲的一双小手来实现。有时捡的东西太多了，拿不动就只好回家找外祖母帮忙抬回来，至今有一件事让母亲想起来还后怕。

一天母亲看到很多孩子都到铁路东道口那儿捡煤，因那儿离煤场近，再加上马车过铁路时因车轮颠簸煤块容易跌落，母亲也想来此占点便宜。当一辆拉煤的斗子车过铁路道口时，母亲立马紧随其后，尽管车辆颠簸但煤块就是不往下掉。母亲挎着小铁桶一路小跑，心想总会有煤块掉下来的机会。这一切被赶车的老板看在眼里，见是一个小姑娘一路穷追不舍，脸被冻得通红，瞅准四下无人，快速用马鞭捅下两块大煤。还没等母亲缓过神来，突然从路边的特务机关里跑出一个鬼子军官，“八嘎、八嘎”，二话不说就给了车老板两巴掌，然后就来追母亲。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得发疯般地狂跑，就连天天捡煤用的小铁桶也扔了。当快临近家门时邻居大婶急忙问：“姑娘你跑什么？”母亲说：“鬼子追我！”大婶说：“哪有鬼子啊？”母亲这才敢回头，其实鬼子早已无影无踪。母亲为什么这么害怕日本鬼子，因为她知道，凡是被抓进三道街宪兵队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活着出来的。

外祖母家当时就住在市政街与二道街交汇处的鱼菜铺后院，隔一道石头墙就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大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好一点的俄式房屋都被日本军官霸占了。有一个名叫中川的宪兵队长，开始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中川的女人平日就观察到母亲不上学，于是就动了心思，相中了文静、干净利落的母亲，准备让母亲给她看孩子。开始托邻居说，外祖母未同意。尽管外祖母不同意母亲上学，但她也绝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给日本人看孩子。于是翻译官又亲自上门，外祖母还是不同意，翻译官一听瞪起他那本就睁不太开的小眼睛，恶狠狠地说：“太太相中你家姑娘是抬举你，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劝外祖母同意吧。

于是15岁的母亲被迫到了中川家看孩子。中川家有一个3岁的女儿和一对刚1岁的双胞胎男孩儿，那时给日本人看孩子，只管饭没有任何报酬，能填饱肚子也算幸事了。因日本统治时期每人每月只供应18斤粮，全部是带壳的高粱米，外祖母买到供应口粮都要在石碾子上碾碎去壳才能吃。大米满洲人（不能叫中国人，只能称满洲人）不能吃，吃了犯法。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母亲听说中川家要搬家了，搬到三道街临街的一栋漂亮的木刻楞房，想让母亲跟着走。此次翻译官又登门威胁，最后日本女人看外祖母实在不愿意，就答应和以前一样，白天去晚上可以回家。话说到此，外祖母再没有拒绝的理由。

刚开始的几天，外祖母每当女儿离家时都要偷偷落泪，生怕女儿在日本人家中有个闪失。转眼间，母亲去了一年多了，日子一久，外祖母自然也就习惯了。可谁知有一天，宪兵队长中川骑着高头大洋马，腰挎战刀，在持枪卫兵的护卫下，亲自来到外祖母家，这可把外祖母吓坏了。翻译官说：“你不要怕，中川队长有话和你说。”中川终于开口了：“我要去前线打仗了，太太一个人在家睡觉害怕，就让姑娘和太太做伴照看孩子吧。”外祖母一看这架势，不字还没说出口，望望中川那阴森森的脸，再看看身后那日本兵寒光闪闪的刺刀，心里暗自琢磨着，男人走了给女人做伴也无妨，就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母亲成了中川家的全职保姆。

母亲到了中川家后发现，往日那个摆设奢华的家已经将贵重物品全部打起了箱包。几天后，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凌晨3点，窗外的夜空突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母亲知道木刻楞房后院有个洋铁铺，怎么洋铁匠半夜三更还敲打呀？仔细一听，是爆炸声而且越来越密集，母亲急忙趴在窗户上向外眺望，只见一道道火光划破城市夜空，直指东大营方向（日本兵营后为铁路中学），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此时，日本女人也焦急呼喊：“妮桑、妮桑，要打仗了！”正当母亲不知所措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几个日本兵进入屋内，原来他们是奉命前来转移中川女人和孩子的。就这样母亲与中川女人背着小的、领着大的和这队日本兵一齐走出了木刻楞房。刚走不远，借着微弱的月光，发现前面有一队人，仔细一看竟是外祖母领着7岁的大舅和街坊邻居。原来外祖母她们也是因为鱼菜铺后院离宪兵队太近，而要逃到五道街亲戚家避难。此时，城市的东方已渐渐开始露出鱼肚白，苏联红军的战斗机不停地在城市上空呼啸掠过，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声。母亲和外祖母虽近在咫尺却不能同行，邻居大婶尖叫道：“姑娘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她？”听到呼喊，母亲只能用含泪的目光望望外祖母，但又不敢忽视身后那寒光闪闪的刺刀，一句话也没说眼含热泪地与外祖母擦肩而过。这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坦克车进城的声音，再回头望望，宪兵队大院和东大营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清晨5点，苏联红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满洲里。驻守满洲里的日本侵略军除一部分事先撤回海拉尔要塞外，其余全部被歼灭。8月9日早晨满洲里全线解放，全城老百姓房屋无一损坏，可见当时指挥官的指挥有多么得当。

再说母亲随着这队日本军官太太和孩子，被几个奉命转移的日本兵，趁着天没亮被带到了一个高大空旷的大房子里，在几盏昏暗灯光的影射下，只见黑压压挤满了日本女人和孩子。稍待安静后，中川女人从腰间包袱里取出水果罐头，给她的三个孩子吃，昏暗的大屋子里，女人们都席地而坐，虽然人很多但这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静得出奇，连吃奶的孩子好像也知道日本人的末日要来了，全都变得鸦雀无声，室外的战况更是一点不知。

大约上午10点左右，黑屋子的门终于打开了，一道刺眼的光透了进来，真有在漫漫黑夜里突然迎来黎明的感觉。一个头戴红星帽的黄眼睛、大鼻子的苏联红军军官用铁桶式扩音器高声喊话，翻译用日语、汉语同声传话：“请大家不要害怕，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给大家发饭团！”话音刚落，苏联红军士兵把事先准备好的大米饭团发给大屋子里的每一个人。

用完餐后，那个头戴红星帽的大鼻子军官又高声喊话：“你们当中有没有中国人？请站出来。”母亲一听吓呆了，以为苏联人要把给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川女人从母亲手中接过孩子，又从腰间掏出了50元满洲币给了母亲，这可是母亲一年多劳动的报酬啊，而且还是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恐怖环境下获得的。随后，中川女人又想把她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交给母亲，母亲虽然知道里面全都是贵重的金银手饰，但还是没敢担这个风险。至今母亲还清楚记得，当她离开中川女人和三个孩子时，只见她们母子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恋恋不舍地留下绝望的表情。母亲走出大门时，苏联红军士兵让母亲伸手检查，看到50元钱但并未说什么，就放母亲出了大门。

一出大门，母亲才醒悟，这不是二道街剧院吗？平时那么熟悉，今天却如此陌生。于是，就像一匹脱缰野马一路狂奔，跑着跑着，只听邻居大婶喊：“姑娘，你上哪儿去了？你妈都找疯了，都以为你死了，快回家看看吧。”一到大门口，就看到四处寻找的外祖母还领着大舅，母女相见，紧紧搂在一起抱头痛哭，稍一安定，外祖母说：“家也不能回了，家里有一个日本兵死尸，可能是受伤后从宪兵队翻墙过来砸碎玻璃进的屋，弄得满地是血，死在屋里了。”听外祖母这么一说，母亲这才发现，大院门口躺着好几具日本兵尸体，其中大门口还有一个趴在机关枪上死的，到处一片凄惨景象。正在这时，一位邻居高喊：“日本鬼子被打败了，日本人的东西都被抢光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傻站着？”这一提醒，母亲拉上外祖母和大舅快步赶到了她熟悉的中川家，可进屋一看，早被疯狂的人们抢得精光，唯独墙上那个平时挂军帽和军刀的马鹿角还纹丝不动地镶在墙上，母女俩总算没白来，得了唯一一件日本人留下的物品。后来，听木刻楞后院的王婆讲，中川女人和孩子随后也都被释放了。可当中川女人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回到这空空荡荡的木刻楞房时，她绝望了，这个刚毅的女人用棉絮先捂死了三个无知的孩子，然后自己上吊自尽了。临死前还找到王婆，想托王婆的儿子把她那个心爱的手提包转交给母亲，但手提包最后的归宿只有天知道。</p><p style="text-align: left;">和外祖母同院居住的其他日本女人临死前不是将孩子捂死，就是扔水缸里淹死。特别是那些受过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洗礼的日本男人，临上战场前或是战争间隙，他们都要跑回家先把女人和孩子杀掉，然后无牵挂地上战场。听祖父说，当年达赉湖居住的一个日本军官临撤离前，将妻儿全部枪杀埋在一棵树下，战争后他被遣送回国时还专程到树下取走妻儿遗骸带回国。幸存下来的孤儿都被中国人领养，体现了中华民族善良的本性，至今在满洲里还有我熟悉的当年的日本遗孤。

战争是残酷的，这场震惊世界人类史上灭绝人寰的侵华战争留给母亲太多的记忆，她是这场残酷战争的幸运儿。

五、无知酿苦果

1962年，姜凤魁为扎赉诺尔饮食服务公司打草。

1964年，姜凤魁、宋玉兰夫妇与子女姜成云、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合影。

1966年，扎赉诺尔“北方照相馆”技师合影。前排：王玉廷、唐淑珍、姜凤魁，中排：赵丽荣、张秀聪、栾国华，后排：王世孟、王其茂、张仁政。

1967年，姜成起（右侧）与同学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67年，姜成云与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合影。

四人接手的德昌照相馆，经营不到三年就公私合营了，从此姜凤魁因为500元入股资金而背上了资本家的罪名。

1958年，姜秀官怀着满腔激情，将家里牛、马、羊、马车、打草机等全部入社。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但只吃了三天就散伙

俗话说，有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但对忠厚善良、辛劳一生的祖父和父亲来说，就是因为无知而吞下了一颗与劳动付出相悖的苦果，让他们一生都无法启齿挽救。祖父1920年随同闯关东的队伍到了千里冰封的达赉湖，先后经历了沙俄资本家、旧中国资本家、日本渔业株式会社和解放后的国营达赉湖渔场，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祖父仅凭着一腔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有着四十多年老渔工工龄的资历，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把家里仅有的牛马羊、车辆，还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德国产马拉割草机、马拉爬子等一股脑全部入了社。听说公社要成立集体食堂，认为有些东西留在家里也没有用了，就连母亲结婚的嫁妆铜洗脸盆、炒菜的大勺等也全部拿了去，结果公社集体食堂只吃了三天就散了伙。

本来满腔热情爱社如家的善心，却被残酷的现实开了一个大玩笑。已经58岁的祖父再过三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国家的退休待遇了，千辛万苦闯关东，四十多年的老渔工生涯就因为成立了人民公社，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一个亳无社会保障的农民，又辛辛苦苦地在红旗公社三队工作了十余个年头，直到79岁辞世，祖父没有享受到一分钱退休金待遇。公社的土地性质归现在承包者所有。

近些年，由于开矿造成的农田沉陷、国家征用土地等政策的实施，国家和企业施重金予以补偿，这本来是一次最好的安抚机会，但执行起来却因土地性质国有，只补偿现租赁者，而对当初农民入社的劳动生产资料却完全没做考虑，造成了创造公社原始积累的老社员的后辈多次赴区、进京上访事件，据说至今也没有妥善解决。

据查证有关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早在1950年3月15日就发布了《关于退休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但当时是建国初期，只在机关、铁路、海关、邮电等部门实施。继而，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并明文规定这个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时执行。从此，我国普遍实行了退休制度。而我的祖父是在这之后的1958年因加入人民公社才离开达赉湖渔场的，虽然是时过境迁的事，但不能不让人觉得命运的不公，就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偏差，才人为造成了祖父命运中的苦果。

和祖父相比，父亲的命运也饱受折磨。本来早在1942年就参加了照相学徒工作，后因1946年东北事变照相馆关闭，转而到达赉湖渔场打鱼直到1953年。就凭这两个参加工作的时间，无论哪一个都属于解放前参加工作，理所当然地可以享受国家的工人离休待遇。哪成想忠厚老实的父亲总是认为解放前都是给私人干，真正参加工作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1月4日个人集资兑下照相馆开始。由此，一张最初的个人履历表成了他一生因无知自酿苦果的印证。

当年四个热血青年每人出资500元钱兑下了德昌照相馆，也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给他和家庭带来了噩运。没完没了的批斗，红卫兵抄家，上高中的大姐红卫兵资格被撤销，母亲担当多年的街道居委会主任被罢免，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露天放映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也被勒令退场，母亲也不得不强忍泪水拉着哭闹不止的小弟弟回家。一时间，一向老实厚道受人尊敬的父亲被突如其来的“资本家”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清清白白一生，凭手艺挣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资本家”了，为此他暗自流过泪，但他始终相信，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文革中有一件事至今令他倍感欣慰，文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后来发展到批斗时要给被批斗者戴上带有污辱性的白布条。可是轮到要给父亲戴时，主持者让谁去谁都不去，直到文革结束，只有父亲从没有戴过这种白布条，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魅力啊！

文革过后，在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党按政策给了他一定的文革期间的伤残补助，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工商业者的称谓，当年入股的500元钱也按照政策进行了赎买。父亲从那以后更加坚信党、理解党，也更加热爱党。他曾怀着对党无限的忠诚写过多封入党申请书，都由于组织上没有办法对他讲的原因最终没有批准，成了他一生的憾事。但在服务公司和照相馆的光荣榜上，几乎年年都能看到父亲的名字，他的黑白摄影作品也多次在全国、省、自治区评选中获奖。1965年一幅黑白艺术人像摄影作品入选“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1975年和1984年两次由栾国华摄影，父亲暗房制作的艺术人像摄影作品分别入选“东三省人像摄影艺术展”和“第四届全国人像摄影展”，他也被评为国家一级摄影修整技师。懂得摄影艺术的人都知道，一部好的作品不仅要拍摄得好，更关键的是后期暗房制作(当时暗房是不能见阳光的)。父亲为了保证照相馆的整体质量，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怨无悔地为他人做嫁衣，做着别人不愿做的暗房工作。同时，照相馆是轮休制，不管谁有事，打个招呼父亲都会主动替班。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人，虽然自己入不了党，但看到我们姐弟五人先后都入了党，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看到我们的每一个进步，他就会对我们说：“你们进步就好！”

更令我们敬畏的是父亲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1952年为了叔叔、姐姐和哥哥上学，祖父和父亲决定把家从达赉湖老二号搬到扎赉诺尔小站。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又从满洲里调到了扎赉诺尔北方照相馆。从此，他每天都骑着那辆青岛牌的卧把老式自行车风雨无阻，单程10多里地，以从未有过的迟到纪录直到1988年退休。期间只有1983年5月17日特大暴风雪，因妈妈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去，而使照相馆领导不得不打电话给当时小站唯一的一部电话，请邮电局的老李师傅务必到家看看父亲是否在家，这也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旷工”。熟悉父亲的人都记得他那辆褪了色的青岛牌自行车。为了保证第二天能准时上班，每天不管多晚父亲都要把自行车修理好。为了省钱，内胎是补丁摞补丁，外胎实在不行了就截一段垫皮把漏的地方包住，骑起来虽是一路颠簸，却从未影响上下班，直到外胎实在不行了才换条新胎。父亲硬是骑着这辆车每天往返于小站到街里的上下班路上，一骑就是32年。如果按每天往返10公里计算，那可差不多是绕地球两圈半的路程，可见父亲的敬业精神是多么高尚。

1968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妇与儿子姜凤魁、姜凤元，儿媳宋玉兰、宋淑华，孙辈姜成云、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姜成波、姜成涛在小站住宅前合影。

1969年，姜成云与小弟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69年，姜成章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前留影。

1970年，姜成云与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住宅庭院内合影。

1979年，姜凤魁、宋玉兰夫妇与女儿姜成云，长子姜成起、许娇琴夫妇，次子姜成章、荣辉夫妇，孙辈姜顺英、孙广廷、孙崇廷在西大营住宅前合影。

每当父亲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时候都非常满足。他经常说：“我这一生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我的，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啊！感谢共产党，我都90岁了，待在家里还给开资。”虽然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身板硬朗，精神依然矍铄，每天关心海内外大事是他唯一的爱好。

若干年后，服务公司曾经的一位老领导从外地回来看到父亲时，不无愧疚地对父亲说：“我当年有些事做得对不起你，连个房子也没给你。”父亲还是那句话：“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借用这位领导的提示，何尝是房子啊，父亲一辈子在扎区饮食服务公司不单没享受过福利房，直到退休前工资也从未涨过，也许有人会说不可能，可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此。这事说起来也挺蹊跷，父亲的工资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按手工业技术等级评定的，当时是93.60元，转入国营走入正轨后，照相馆归属到饮食服务公司，公司的领导工资也就60元至70元，再则那些年国家从未普涨过工资，直到退休前，只要一涨工资，领导就把父亲和徒弟放在一起考评，每次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比你们工资高，你们涨吧”。甚至有一次单位只有一个涨工资的指标，时任领导问父亲：“你涨还是我涨？”（按当时条件只有父亲和这位领导有资格），纯厚善良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你涨吧。”直到1988年退休，93.60元的工资就成了父亲一生永恒的记忆。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从旧中国走来，一生只知道默默奉献，从不知道索取，纯朴的不能再纯朴的一名老工人。正是这种为人师表的崇高境界时时都在教育和影响着我们几代人成长。

六、62年回乡梦

二老从1941年闯关东离开山东老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2003年10月，为了圆他们二老这个多年的梦想，我和姐姐专程陪同父母乘飞机回了趟山东老家。那一年父亲76岁、母亲7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飞机。考虑父母年纪大了，专门安排头等舱。当飞机起飞的一刹那，二老怀揣愉快的心情眺望着舷窗外，“看到了，怎么那么高啊。”母亲惊讶地说，“你看水杯放这都这么稳，比火车都稳啊！”父亲也惊讶地说：“你看房子变得那么小了！”从哈尔滨到威海的航程仅需一个多小时，还没等二老欣赏够，飞机就开始下降了，二老感慨地说：“这么快，我们当年可要三四天呢，光坐船就得一宿啊！” 汽车载着闯关东62年后回故乡的老夫妻，在宽广的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乳山市所在地——夏村。一下汽车，极目远眺，两座恰似母乳的山峰跃入这对背井离乡62年老夫妻的眼帘。父亲在停车的市政广场上惊讶地几乎跳起来：“我是真的到老家了吗？不是做梦吧！”这时我和姐姐都发现父亲的眼圈已经含满了泪水，足可见思乡圆梦的心情。

汽车载着我们继续向海阳所镇——姜格村的方向行驶。望着路两旁绿油油的玉米、高粱，父亲让司机打开车窗，一股家乡田间特有的清香味扑鼻而来，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边闻着一边说，真是甜到了心底。再往前行，蔚蓝色的大海渐渐呈现在眼前。海是那么的蓝、那么的辽阔，好像在敞开怀抱迎接这对离别太久太久的儿女，而大海的儿女见了大海更是格外的亲切。驶过著名的银滩旅游区，二老不由自主地张望车窗外，海边汇聚了各种中国古典传统建筑和欧洲古典式、巴洛式等的艺术别墅群。“这哪是从前的海阳所啊！”这时司机说：“别着急，你们想见的老海阳所就在前面。”车辆越前行越能勾起二老的回忆，这不是赶集的老街吗？这不是那时常摆摊的大石头房子吗？记忆中的这条街好宽啊，怎么变得这么窄了？

不知不觉汽车已到了姜格村，老远就看到矗立在村口的黑色老石碑。父亲迫不及待地下了车，三步两步爬上土坡，搂住老石碑，摸啊、看啊、笑啊，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么激动和高兴。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在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村碑前留影。

进了村，不用向导，父亲就径直朝着62年前的老祖居快步急行。一趟房一趟房地准确定位后，父亲望着那熟悉的、中国传统勾沿式门楼和那虽已褪了色露出木头白茬但依旧可以看出是黑色的古色古香的两扇木门。一推，门竟开着，一幅建于明朝时期、壮美的大福字罩壁石墙赫然映入眼帘，父亲惊诧道：“这不就是我的老祖居吗？”屋内的主人听到声音后急忙跑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父亲叔伯堂兄家的儿子在此居住。老祖居坐北朝南，茅草屋顶有一尺多厚，主房三间，面积大约10米×4米，东西侧是卧室，中间是厨房，居住面积也就四五十平方米，院中有一东西走向的仓房，小院儿不足三十平方米。全村300余户人家像是一张图纸整齐划一，全部用青石砌成。据坐落在村中的姜氏祠堂记载，村中的老祖居大都是明朝洪武年间建成的，至今已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但依然那么坚固。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与宋玉兰夫妇在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祖宅前留影，左为女儿姜成云、右为次子姜成章。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携妻子宋玉兰在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自己出生的老屋前留影。

不得不羡慕我们的祖先在建造老祖居时是多么智慧和匠心。由于老祖居现在的主人注意保护，父亲记忆中的老祖居和他离开前没什么两样，仍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模样，就连院中一块当年盖猪圈的大石板还依然在。而我2013年再次回乡探访时，老祖居和村里的老宅都变了样，由于村里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影响，老祖居的茅草屋顶都被掀掉换成了新瓦盖，唯有那坚固的青色石墙还依然如历经风雨的城堡般威严耸立，好在一进门的大福字罩壁石墙依然保持原样，还在继续发挥着古人不露财的功能。

如果说古老的姜格村还有更老的历史，那就是在村西北坐落的建于北魏时期的千年古寺——洪兴寺。据父亲回忆，洪兴寺建筑辉煌雄伟，是胶东地区第一名寺，每年的3月16日是指定的“山庙会”，整个胶东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村庄的人都来赶庙会。艺人演出、杂耍、捏面人和糖人的，风味小吃，挑担的货郎，真是五花八门、人头攒动，更少不了的是善男信女们烧香拜佛祈求平安、风调雨顺、讨来年好彩头的。更让父亲记忆犹新的是在寺庙的中心院子里有一尊石龟驮碑，由于年代久远，石龟已沉到泥土里，只能看到龟背和石碑，石碑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辨认。据史料介绍，石龟的名叫“贔屃”（bixi），是龙的第九子，它力大无穷，能驮三山五岳，常在海里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常让它推山挖沟，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后，大禹怕“贔屃”恶习不改，便用一块特大的石块压在它的背上，石碑上刻有治水的功绩，这样使它永远不能乱动。由于“贔屃”这种传说中的神兽擅长负重，颇受中国历代帝王的器重，让这位龙的儿子来负“天子”之碑。寺院内的一口古井深达九丈，井口由整块玉石雕琢而成，经井绳千年磨砺，井口形成十余道匀称的十多厘米深痕，是难得一见的古迹奇观。

寺院内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原有银杏树两株，大的六人合抱不过来，树洞又生一皂角树，小的亦有四抱之围，只可惜寺和树皆毁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真是令人痛惜。至今父亲还清楚记得小时候在树下读书的情景。村上的族人向来注重教育，上世纪初就在洪兴寺旁建起了闻名全地区的养正小学。父亲就是在这所小学念的书。

相隔62年的故地重游，老人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校训：“兴学育才，国之栋梁，盈门桃李，遍于四方。”可见校训是铭刻在父亲的心里，受益终生。文革时期扩建学校时又出土一石碑，上记有唐贞观十二年洪兴寺重修过程。

村里给父亲留下最深记忆的是：老祖居南侧的那眼古井，古井的井口和井旁的大石碾都依然存在，而古井却已经干涸，只留下了父亲经常在石碾上玩耍的记忆。海边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游泳，而小时候一次淹水的经历让父亲这个在海边长大的渔民后代一生再不敢涉水。那是一次跟随祖母到临村杜家岛的经历，父亲无意间看到那些似乎和他同龄的孩子都在海中的一块礁石上光腚玩耍，看着这些小孩子一会儿在水里一会儿在礁石上，水也很浅也就齐腰深，此时他并不知道那些小孩都是在踩水。他心想，反正祖母一时也办不完事，莫不如也上去玩一会儿。可当他刚一下水，还没走几步就摸不着底了，一阵扑腾，好在海浪是向岸边涌动，没费多少力气就上了岸，只不过喝了几口海水。原来，因为祖父不在家，祖母对父亲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绝不允许下海玩耍。有了这次呛海水的教训，父亲终生不会游泳。

一天的回乡寻访就要结束了，二老在较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再看看当年那些儿时的伙伴、熟悉的山水、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出生地南泓村，以及凡是能勾起记忆与之回乡寻访有关的亲人都要登门拜访，叙叙这62年来的旧情新事。特别是当看到有的老人、亲人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时，二老不仅谢绝了他们挽留吃饭的盛情，还慷慨解囊相助，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乳山市政府所在地——夏村。我的好朋友在海边渔港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海鲜盛宴，一个个碗口大小的螃蟹、红的油里透亮的对虾、新鲜的蚬子和蛏子，还有那活蹦乱跳的大个皮皮虾，真是样数齐全，让人看了直流口水。

看着二老那个开心劲儿，这可是他们62年后又一次喝到了家乡的水、品尝到了家乡海鲜的味道啊。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宋玉兰夫妇在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老宅院内肇壁前留影。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宋玉兰夫妇与女儿姜成云在山东省乳山县姜格村口老石碾旁怀旧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宋玉兰夫妇看望舅舅家表嫂，后排右侧为其表嫂的儿媳。

2003年9月18日，姜凤魁与儿时伙伴姜凤峥留影。

夜幕降临了，我们乘车又返回了威海。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却圆了二老62年的思乡梦。唯有一事让我至今感到遗憾，那就是应该让二老在老祖居的土炕上舒舒服服地睡一宿，哪怕是躺在土炕上休息一会儿。但每当提起此事时二老总是说用不着。我也曾提起再陪同二老回故乡看看，但都被婉言谢绝。

2013年9月，当我听说老家要编撰出版《姜氏族谱》乳山分册时，我专程回故乡代表父亲将我们家断续的族谱续上，并代表父亲捐赠了一万元钱，成功将我们二十一、二十二世的族谱续在祖宗传下来的族谱上，也算圆了二老一生的梦。

七、白金婚70年

1947年的春天，东北解放后的达赉湖畔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望无际的湖面碧波荡漾。湖的西岸老四号渔场“吉盛德”菜园子，仅有三户人家的小院里搭起了彩棚，贴上了大红喜字显得格外喜庆。

一对素昧平生从山东老家闯关东来达赉湖的有缘新人，经人介绍终于在农历4月24日这个吉庆的日子里喜结良缘，洞房就是这荒野湖畔的草坯地窨子房。听说这荒郊湖畔要办喜事，老四号渔场方圆十几里地的二十几户人家几乎倾巢出动，全都赶来看热闹，就连周边的蒙古族牧民老乡也骑着马赶来了。

1947年春天，新郎姜凤魁迎娶新娘宋玉兰。乘着一辆破旧的马车临时扎上几朵花就当是花轿。

没有送亲的花轿，没有豪华的迎亲车队，而前来看热闹的人们看到的是一辆破旧的马车，被临时扎上个遮阳避雨的棚，就当是花轿。新房还是对门老乡宋臣平听说要结婚而主动让出来的，（他家搬到老四号后面的房子），收拾收拾就成了简陋的婚房。进门一铺土炕、两床铺盖、一对四腿八叉板凳，一张桌子还是从老四号老乡赵学亭借的。就连新郎的帽子、服装也全是跟赵学亭借的。要不是新娘陪送的嫁妆一对杌子（大方凳），一对四角凳、一个箱子、一个座钟、一对帽筒、一面大镜子和两床铺盖，婚房里的摆设还真显得有些尴尬。

姜凤魁与宋玉兰结婚的新房，还是宋臣平主动腾出搬走才解决的。

刚从城里落脚这荒郊湖畔的新娘，一进门第二天，红色的新婚衣服都未换，就穿着绣花鞋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白天要洗衣做饭、喂猪、学挤牛奶（原来从未干过），还要抽时间上山捡牛粪、割猪菜。

宋玉兰出嫁的第二天，还未脱下新婚衣装、绣花鞋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

夜晚经受蚊虫叮咬不算，还时常在半夜被恐怖的狼嚎声惊醒，一个个漫长的夜晚常常都是伴着泪水熬过的，好在第二年的7月大姐在这草坯地窨子房降生了。祖父看到孙女降生，虽没能如愿生个孙子，还是给大姐起名成云，其寓意可能是盼望孙女能像云朵一样自由自在地飘出这荒野湖畔吧。<

居住在这荒野湖畔，没病没灾还无妨，最怕的就是生病。那是叔父姜风元6岁那年，因拉肚子治疗不及时而延误成痢疾，祖父不得不连夜赶着马车行程80多公里的山路前往满洲里，途中叔父几次抽搐险些丧命，好在天亮前总算赶到了医院，保住了性命。

时间一天天飞逝，转眼间大姐已经蹒跚学步了。这一年，达赉湖突然涨水，将老四号渔场整个淹没，渔场被迫迁移到老二号渔场后身（现五一队西南）。这个由祖父开始兴建一直在此住了八年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也随之搬到了离满洲里更近的老二号渔场。由于没有经济能力盖新房，祖父就选择了苏联人回国后遗弃的旧房子暂时栖身。听说这户房子的主人叫别吉克，是白俄资本家。当年为了逃避十月革命的大清洗，背井离乡逃到这荒无人烟的达赉湖安营扎寨。四十年代末期，苏联局势稳定了，二战也结束了，又重新回国发展了。抛下的旧房子长久没人居住已破烂不堪，经祖父和父亲一番修缮，一个漂亮的俄式新宅就成了一家人的新家。

转年8月，大哥在这俄式住宅里降生了。孙子一降生，祖父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并欣然起名成起，其寓意可能是想让长子长孙承担起祖宗大业吧。同时，在房前的山坡上亲手栽下一棵榆树，祝福长孙像小树一样经得起草原上酷暑严寒的摔打，茁壮成长。如今，这棵与大哥同龄的老榆树孤零零地耸立在山坡上，但它依然枝繁叶茂。快70年了，没有人为它浇水施肥，坡下的别吉克老宅也早已成了废墟，但老榆树却以顽强的生命力不畏风雪严寒，昂首挺立。

搬到老二号后，虽说南北都有邻居，不再那么偏僻了，但细数也就那么几户人家，由于距离相对较远，祖母还走丢过一次。那是在1950年的11月，祖父和父亲都去打冬网了，祖母独自一人上山去看牛。因头天下了一场小雪，到了山顶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直到天黑也没回来，这可把妈妈急坏了。那时，叔叔八岁、姐姐两岁、哥哥才几个月，等祖父和父亲回来后天已大黑。大家顺着脚印追到一片碎石坡就再也看不见脚印了，此时已过半夜，离家也有十几华里了。祖父当机决定不能这么盲目地找下去，只好先回家。其实祖母上山时是往北走，准备往回走时就乱了方向。她只有一个信念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冻死，为此一直走了一天一夜。天空渐渐放亮后，她看清了是在达赉湖的岸边。她相信，只要沿着湖边走，就一定有希望。忽然听到了狗叫声，祖母心里一下敞亮了。由于她一刻也没有停歇，不时用手套不停地揉搓手和脸，一点冻伤也没有。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一个小脚女人能在寒冷的冬季创造如此奇迹，真让在场的人不敢相信。2013年10月20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八十多岁的父母带上我们姐弟五人和两个孙女，凭着他们当年的记忆专程到老四号渔场“吉盛德”菜园子老宅和老二号渔场别吉克老宅故地重游。面对着荒无人烟的老四号渔场，“吉盛德”菜园子早已塌陷的枯井和依然能分辨出的残垣断壁，我幼稚的女儿新奇地问奶奶：“我爷爷当年是怎么把你骗到这来的？”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1994年7月21日，姜凤魁、宋玉兰夫妇在呼伦湖老二号别吉克老宅旁的大榆树前留影。

时间到了1952年，祖父为解决叔叔上学问题在扎赉诺尔小站盖了四间土坯房，完成了第三次搬家，祖父也因而被调到了达赉湖渔场设在小站的供销科。当时渔场没有汽车，只能用马车到各分场往供销科拉冻鱼。祖父每天早出晚归，行程几十公里，两头不见太阳，其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次祖父拉冻鱼回来在厨房吃饭，里屋的祖母听到呼噜声，就喊母亲说：“你爹睡着了。”母亲到厨房一看，祖父手里还拿着筷子，饭也没吃完，却睡得正香呢。

1954年农历11月4日，我就在这个小站的新家出生。正是在这个家，我们姐弟五人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劳动的少年和自立自强的青年时代。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也都是祖父起的，成章、成玉、成立，其含意不用解释也自然会理解其寓意。熟悉我的人开玩笑地说，正是由于你祖父给你起的名字，才赋予你写文章、作诗绘画的才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寄望，我们姐弟五人凭着自己的努力，从社会的最基层，甚至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干起，先后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政府干部和企业的管理人员。

1989年，由于工作原因，父母从小站搬进了扎赉诺尔西大营自建的新房，家是越搬越好，房子是越住越大。倔强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几次向单位申请福利房而没有实现，才赌气自建了这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如今，二老又住上了新建的、带暖气的二层小楼，楼前还有个小院，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果树和各种鲜花，插空还要种点小菜。

父亲自学了果树修剪和嫁接技术，一棵果树能结出几种果实；争奇斗艳的鲜花时常引来路人的驻足观赏；门前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生。

老两口到了晚年，生活十分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互敬互爱。在我们的记忆中，父母一生没吵过架，生活的无比幸福。母亲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晚年腿脚行走不方便，每当阳光明媚的日子，父亲都会用轮椅推着母亲逛市场、游广场。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父亲每天晚间都要给母亲做全身按摩，每天早晨都要把熬好的中药端到床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两口就是这样相濡以沫地走进70年白金婚的殿堂。

每当街坊邻居夸奖我们是和睦美满的大家庭时，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坐在家里也开支，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母亲更是满足地说：“我一辈子也没个工作，老了老了还有了劳保，现在的时代多好啊！你爷爷一辈子也没有个劳保，连电视都没看到，可要记住共产党的恩情啊！”

八、和睦大家庭

2017年，在姜凤魁与宋玉兰两位老人白金婚70年之际，家族四代同堂合影。

1980年，宋玉兰与孙辈们在扎赉诺尔小站新宅前留影。

1980年，宋喜廷与外甥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赉诺尔小站新宅大门前合影。

1983年，姜宋氏老人与儿子姜凤魁、儿媳宋玉兰及孙辈、重孙辈合影。

1983年，于秀兰老人与女儿宋玉兰、女婿姜凤魁及孙辈、重孙辈合影。

1984年，姜凤魁携孙辈们在扎赉诺尔西大营住宅前合影。

2001年，姜凤魁与宋玉兰夫妇在儿子姜成章、儿媳荣辉陪伴下，重回扎赉诺尔小站老宅怀旧

如今我们家是一个拥有30口人的大家庭，祖孙四辈其乐融融。

我们姐弟5人都没有远离父母，至今都居住在同一座城市，而下一辈四个孙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在身边，孙子在南京，其余三个孙女都在深圳发展。每年春节，不管多远，孙子、孙女都要回到爷爷奶奶身边，每逢重要节日或二老生日，能参加的几代人都要欢聚在一起，不能回来的也会主动打个电话，这时也是二老最高兴的时候。有句古话说得好，妈在家就在，家在亲情就在。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缘故，家对于我们姐弟5人来说显得格外不可割舍。虽然我们都已奔六奔七的年龄了，但在父母面前，在那个熟悉的家里，我们还依然觉得恍如当年，还依然停留在那个困惑、难忘但又让我们开心的童年时代。

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是个既慈祥又严厉的人，他们爱我们胜过爱自己。每当夜晚，大通炕上躺着一溜熟悉的小脑袋，父母总是摸摸这个的头，掖掖那个的被。常常是我们一觉醒来上厕所，仍见母亲还在那盏只有15W的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裳。一件衣服常常是兄弟四个一件件接力，正所谓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个破花子头。话虽这样说，但每天早晨起来，昨天穿破了或是弄脏了的衣服都被母亲缝补一新，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各自的床头。每年的春节，不管经济有多么的拮据，我们每人都能换一件新衣服。

父亲则是每天晚上躲在厨房里，缝补敲打我们穿破的鞋（生怕吵醒我们），有时还让我们跟他学。修鞋的工具有的都是他自制的，补鞋帮、钉鞋掌的活一点也不比修鞋师傅差。后来，一些简单的活儿，我们也都能学着做。

到了冬天， 我们有时忘记了烤鞋垫，早上起来鞋垫却都是干干的。在我的记忆中，童年、少年时期我们姐弟5 人从未穿过买的衣服和鞋。鞋底、鞋帮都是自制的，棉鞋底有时则是用穿废的毡疙瘩做的。冬天的帽子也是父母亲手制作的。

那时家里生活确实艰苦，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月每人只供应21斤粮，其中仅有8斤白面、半斤大米、半斤豆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我们，肚子里是越没油水越能吃，母亲怕我们吃不饱，特别是早晨，总是让父亲和我们先吃好上班、上学，而她自己则常常是靠野菜、土豆、倭瓜、酱渣、豆腐渣充饥。

1960年的冬天是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父亲带我们到红旗公社收获过的地里去刨大头菜根，回来后取出中间的瓤，放在炉子上焙干，研碎后掺在玉米面里吃。我的外祖父就是在这一年元月的一天早上，吃了麦麸子掺酱渣子（酿造酱油剩的残渣）做的窝窝头后去做繁重的铁路搬运装卸工作，造成肠梗阻抢救不及时，在疼痛中去世的，那年他才56岁。

为解决温饱，父亲不得不带领我们开荒种地。一次父亲在地里劳动实在是太饿了，让大哥回家找吃的，家中哪有粮食，取回来的是麦麸子做的窝窝头。至今，当年父亲连累带饿躺在地头的场景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由于受传统世俗的影响，不管家里多穷都需要蒸供品（也就是大馒头）。由于白面供应有限，为了在世人面前撑个脸面，母亲想了个办法，用发好的白面做皮，把野菜、豆腐渣等包在里面，还别说，外表还真是看不出来。在我们姐弟5人的记忆中，每年的腊月廿六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这天是三弟成玉的生日，也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定的“规矩”，每到这个日子，母亲都会用羊油炸大果子“犒劳”我们，再做上一锅自己家杀的猪肉炖粉条子，让我们吃得那个开心过瘾。现在过年吃得再好也很难让人记得，可羊油炸大果子、猪肉炖粉条子却让我们刻骨铭心。

在那样的年代里，虽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但母亲却从未让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从未欠下过任何外债。儿时的记忆是最天真无瑕的，每到端午、中秋等节日，为了让我们能和其他人家孩子享受同样待遇，不管经济多困难，母亲都要给我们准备一块（一个）能吃的纪念品，好让我们在同学面前有尊严。我们都舍不得吃，常常比看谁能留的时间长，在这方面我常常能拿冠军。

父母的言行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如果我的父亲是个当官的或是个商人，我就不会过早地懂得那么多革命的道理。”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姐弟5人从小都很懂事，懂得自尊和谦让，从来没有因为和人打架或是学习上的事让老师找父母，更没因琐事而使姐弟之间闹矛盾。为了帮父母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们从小就参加劳动。那时的课程不紧，我们又都努力好学，在学校完成作业后，每天下午就是我们在广阔天地里劳动的时间，父亲专门给我们做了一辆两轮人力车，捡煤、捡牛粪、打草、打条子、打苇子、割猪菜，直拉得车轮胎坏了一个又一个，车辐条断了一根又一根。一天天、一年年，小车不倒只管拉，拉着小车踏遍了小站周边的山山水水、沟沟沿沿，不仅解决了家里的取暖、做饭和牲畜的草料等运输问题，而且我们还从小锻炼了体魄，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姐姐退休前是满洲里市教育界连续多年的优秀教师，我们兄弟四人也都凭实干和自身能力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分别走上了领导和企业管理岗位。

父母在爱护我们的同时，对我们的教育也是严厉的。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将学过的生字考一遍，从小就使我们养成了不敢马虎的好习惯。除了学习之外，父母对我们日常的言谈举止也格外留心，生怕我们不注意有什么闪失。我们兄弟四人，只有老三会游泳，一次就因为老四无意间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而挨了打。我挨母亲打是因为背着母亲带两个弟弟去钓鱼。如今想起来，可能是因为父亲小时候那次呛水的教训吧。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后怕，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午后，我们割猪草累得满身是汗，一看不远处有一个因雨水滞留而形成的水泡子，哥几个一商量反正没人看见，何不下去凉快凉快。这一下去不要紧，不知是日光太足，水泡子水有毒，还是浸水时间太久，每个人上岸后脑袋浮肿，都变成猫头鹰模样，脑袋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回家后不得不如实诉说，也可能是父母可怜我们，才躲过一顿揍。

挨父亲打就更带有戏剧性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已经参加工作，一次在家吃饭时大家议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纲举目张”，我说像渔网，网纲一提网就张开，现在解释就是牵一动百的意思。大哥说可别乱解释，我说这是广播里说的，由此父亲一巴掌搧过来，当时鼻子就出血了。父亲为什么这样谨言慎行，现在想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打击太重了，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再惹上事。虽然当时对父亲这种爱的方式有些难以接受，但细细想来毕竟是对我们的爱。

如今我们姐弟5人都已为人父母，且已儿孙满堂，但面对90岁仍独自生活的父母，我们都感到十分的惭愧。虽然我们平时都很孝顺，特别是四个儿媳，亲戚朋友都羡慕地说“好媳妇都到了你们家”。但细想想，我们的内心还是惭愧的。二老虽然和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平时也都能经常回家，可到了夜晚却没有一家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旦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将追悔莫及，于是我们姐弟5人作出决定并征得二老同意：采取轮岗的方式，从2016年10月1日起，每月有一家跟随父母同吃同住，有事时互替，确保每天都有儿女陪同身旁，让二老尽享晚年天伦之乐。

虽然二老有时会反对，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如今，每逢周六，大家都把好吃的拿来，共同动手烹饪出一桌或两桌美味佳肴。父母更是把亲朋好友看望他们时送的山珍海味留着，等儿孙都齐了再品尝，哪位没来、没吃着都要给留着或是捎回去，哪怕是在南京或深圳。

俗话说，儿女的脐带一生都连着母亲，母亲无时无刻不在输送着无法割舍的真情牵挂。一生操心的二老，见不到哪个总是念叨，所以我们有个习惯，几天不见面都干啥了、出门到哪儿了，都会在第一时间向二老报告，尤其是接到孙子、孙女的电话或看到重孙子手机视频时，二老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给我们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欢乐。

二老一生没出过远门，好在早年的时候大姐和大哥安排二老去了趟北京和古城西安，也算是无比荣幸了。晚年回了趟山东老家算是最远的行程了，别说是周游世界，就是国内的名山大川也没光顾过。回想起来，正如一首诗中写到，苦日子过完的时候，儿女们都忙于工作，好日子来了的时候，儿女们也退休了，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二老却走不动了。而在二老的视野里，扎赉诺尔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地方。乍一听来，谁都会感到惊愕乍舌，可细细品味，却能反映出他们那一代从黑暗旧中国走来的人，其理想目标是何等的容易满足，也更能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和爱党、爱国的民族精神。从二老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琐事中也能看到，他们那一代人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室内的灯不能太亮，电热水器不能总插着，洗脸洗手的水必须留着冲洗厕所，剩菜剩饭绝不允许倒掉，哪怕是带油水的盘子也要用馒头擦一擦，各种包装纸盒、矿泉水瓶必须攒起来，哪个儿媳、孙女给买了件衣裳还要按照老传统等到过年时再穿。为了省电、省液化气，除数九寒冬外必须在仓房里用炉火热饭，儿女们给准备的劈柴舍不得烧，而把捡来的柴草树叶等当燃料，还美其名曰在净化环境。

这是何等纯朴的老人，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我们的父母亲虽然只是从旧中国走来的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中极其普通的一员，一生也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却无时无刻不在弘扬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几代人。（完）

作者简介

姜成章，男，汉族，1954年11月生，中共党员，编辑职称，一级警督警衔，中央民族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1969年11月参加工作，先后在达赉湖渔场、市建材厂、黑龙江省水利第六工程处做过工人，在满洲里市广播电视台做过记者、编辑，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市委宣传部干事，组织部科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农牧林业水利局局长，市森林公安局政委，中共扎赉诺尔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满洲里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敖尔金牧场接收工作组组长（敖尔金筹建办主任），2014年改任满洲里市政府调研员，同年11月退休。